儿子留学10年不归，父母偷偷去国外找他，推开门后瘫坐在地

“老陈，浩然又没接视频...”

李秀芬盯着黑屏的手机，声音发颤。

陈建华默默翻着泛黄的相册：“十年了，连春节都不回来，这像话吗？”

“不行！”李秀芬突然拍案而起，“明天就去办签证，我非要看看他在美国到底忙什么！”

两周后，当两人颤抖着推开那间公寓的门时，眼前的景象让老两口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01

夜幕降临时，老旧的居民楼里总是弥漫着各种饭菜的香味。

陈建华家的厨房却异常安静，只有微波炉加热剩菜时发出的嗡嗡声。

这样的安静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年。

陈建华坐在客厅的老沙发上，这张沙发是十五年前买的，当时为了省钱，他们选了最便宜的款式。

沙发的弹簧早已松动，坐下去会发出轻微的吱嘎声。

他手里拿着一张发黄的照片，这是浩然高中毕业时拍的。

照片上的男孩笑得很灿烂，穿着高中校服，站在家门口的梧桐树下。

那棵梧桐树现在已经被砍掉了，因为建筑商要在这里盖新楼。

连最后一点儿子在家时的痕迹都要消失了。

陈建华记得那天拍照时的情景。

浩然刚收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整个人兴奋得像中了彩票。

他一遍遍地读着那封用英文写的信，虽然很多单词都不认识，但能感受到那种喜悦。

“爸，你知道吗？

这个学校的计算机专业在全美排前十！”浩然当时激动地说着，眼睛里闪着光。

那是陈建华第一次听说“计算机专业”这个词。

在他的认知里，儿子学的是和修电脑有关的技术。

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出国去学修电脑，但看到儿子那么高兴，他也跟着高兴。

“老陈，你又在看浩然的照片。”妻子李秀芬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两碗白粥。

她的声音有些沙哑，这几年来，她的话越来越少，笑容也越来越少。

李秀芬今年五十八岁，比陈建华小两岁。

二十多年前，她是纺织厂里最漂亮的女工，追求者排成长队。

但她选择了憨厚老实的陈建华，因为她觉得这个男人靠得住，会对她好。

当年生浩然的时候，李秀芬难产，差点一尸两命。

是陈建华抱着她哭着求医生：“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她们母子。”

那一夜，陈建华在产房外跪了整整六个小时。

从那时起，这个孩子就成了他们生命的全部。

陈建华没有抬头，只是轻轻抚摸着照片上儿子的脸庞。

照片已经被他摸得有些模糊，儿子的笑容似乎也在岁月中渐渐淡去。

“这孩子，都十年了。”李秀芬在他身边坐下，眼眶有些发红。

她的手不自觉地搓着围裙的一角，这是她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十年前，陈浩然考上了美国一所知名大学，全家人激动得整夜没睡。

那一夜，陈建华喝了半瓶白酒，这是他这辈子喝得最多的一次。

李秀芬则抱着儿子的录取通知书哭了一整夜，那是高兴的眼泪。

陈建华当时在市里的机械厂做车工，月薪两千八，这在小城市算是不错的收入。

李秀芬在附近的小学做清洁工，每个月能赚一千二。

为了供儿子出国，两人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还向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

那段时间，陈建华每天加班到深夜，周末还要去建筑工地搬砖赚外快。

李秀芬除了学校的工作，还在家里接些手工活，经常做到凌晨两三点。

他们的手都布满了老茧，但心里充满了希望。

“为了浩然，再苦再累都值得。”这是夫妻俩当时经常说的话。

“妈，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接你们去美国享福。”浩然临走时这样说，但他的眼神有些飘忽，不敢直视父母的眼睛。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李秀芬哭得像个孩子。

陈建华搂着她，看着天空中那个渐渐变小的光点，心里五味杂陈。

他们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那架飞机上，寄托在儿子身上。

前三年，浩然还经常打电话回家，会在微信里分享美国的生活。

那时候，每个周日晚上八点，是陈建华夫妇最快乐的时光。

他们会提前准备好话题，生怕冷场，生怕儿子早早挂电话。

浩然会告诉父母学校的食堂有什么菜，宿舍的室友来自哪些国家。

他说食堂的中餐不正宗，特别想念妈妈做的红烧肉。

02

他说室友们都很友好，但有时候会因为文化差异产生误解。

陈建华每次接到儿子电话，总是激动得手都在颤抖。

他会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整个房间都充满儿子的声音。

有时候邻居都能听到他们的通话，但陈建华一点也不在乎。

李秀芬也会准备好一大堆话，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她会问儿子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交到好朋友，有没有女朋友。

最后这个问题总是让浩然尴尬地笑着避开。

但即使在那些“美好”的通话中，李秀芬也察觉到了一些异样。

儿子的声音总是很疲惫，有时候还能听到背景中传来奇怪的音响声。

当她问起时，浩然总是说在图书馆学习，或者在朋友家做作业。

第二年的时候，浩然开始经常提到钱的问题。

他说美国的物价比想象中高，学费也涨了。

陈建华二话不说，又借了五万块钱汇过去。

那段时间，夫妻俩连菜都不敢买贵的，一个鸡蛋要分两顿吃。

第三年，浩然的照片越来越少，电话中的笑声也越来越稀少。

有一次通话中，李秀芬听到背景中有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刺耳，像是在争吵。

当她问起时，浩然慌忙说是室友的女朋友，然后匆匆挂了电话。

第四年开始，电话变少了，浩然说功课很忙，要准备毕业。

他发来的照片中，人明显瘦了很多，眼神也变得游移不定。

他说这是因为学业压力大，经常熬夜写论文。

有一次，陈建华发现儿子发来的照片背景很奇怪，看起来不像是宿舍或图书馆，更像是某种娱乐场所。

灯光很暗，周围似乎有很多人在喝酒。

当他问起时，浩然说是在参加学术会议的晚宴。

第五年，浩然说找到了工作，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这本来是个好消息，但不知道为什么，陈建华夫妇听了反而更担心。

因为儿子描述工作时总是语焉不详，问他具体做什么，他总是说“就是计算机相关的工作”。

电话更少了，有时候一个月才联系一次。

而且每次通话时间都很短，浩然总是说有事要忙，不能多聊。

李秀芬开始怀疑儿子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但不敢说出来。

第六年，第七年，联系变得越来越少。

有时候李秀芬打过去，浩然只是匆匆说几句就挂了。

“妈，我很好，你们不用担心，我忙着呢。”这样的对话变成了所有通话的模板。

但李秀芬是母亲，她能从儿子的声音中听出异常。

浩然的声音变得很奇怪，有时候含糊不清，有时候语速特别快，还经常莫名其妙地笑。

她怀疑儿子是不是生病了，但每次问起，浩然都说自己很健康。

第八年，第九年，浩然几乎不主动联系了。

李秀芬每天都会给儿子发微信，但很少收到回复。

偶尔收到的回复也只是简单的“嗯”或者“知道了”，没有一点温度。

有一次，李秀芬发了一张自己住院的照片，她得了胆结石，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

结果浩然整整三天后才回复，只说了一句“注意身体”。

这让李秀芬的心彻底凉了。

陈建华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晚上经常睡不着觉。

他开始怀疑当初送儿子出国是不是错误的决定。

也许他们应该让儿子留在身边，在本地找个工作，娶个媳妇，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现在是第十年，浩然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回任何消息了。

上一次联系是在三月份，他只是简单地回复了一个“收到”，回应的是李秀芬发的一条关于天气的信息。

这两个月里，李秀芬每天都要看手机几十次，生怕错过儿子的任何信息。

她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就连睡觉时也放在枕边。

有时候半夜听到消息提示音，她会立刻醒来查看，结果发现只是垃圾短信。

陈建华也开始频繁地上网搜索关于美国华人的新闻，生怕看到什么不好的消息。

03

他学会了使用微博和抖音，希望能在上面看到儿子的踪迹，但一无所获。

最让他们担心的是，浩然的微信朋友圈已经整整一年没有更新了。

最后一条动态是一张模糊的夜景照片，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照片中的建筑他们都不认识，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好地方。

“老陈，你说我们的浩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李秀芬的声音在颤抖。

这段时间，她明显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一大半。

陈建华放下照片，握住妻子的手：“不会的，孩子只是忙。”

但他的声音也在颤抖，他自己都不相信这句话。

“可是这么久都不联系，连过年都没有给我们打电话。

当时陈建华吓坏了，立刻给儿子打电话，但怎么也打不通。

李秀芬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我总觉得浩然遇到什么大麻烦了，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麻烦。”

陈建华也感到心痛，但他必须坚强。

作为一个父亲，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不能倒下。

“要不，我们去美国看看他？”李秀芬突然说出这句话。

这个想法其实在她心里已经酝酿了很久。

最近几个月，她经常做噩梦，梦见儿子遇到各种危险，而她却无能为力。

陈建华愣住了，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甚至连护照都没有。

对于两个在小城市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来说，去美国简直像登天一样困难。

“我们两个老土包子，去美国能干什么？”陈建华苦笑着说。

但他心里已经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想法了。

“可是我实在担心浩然，我总觉得他遇到什么困难了。”李秀芬的直觉让她无法安心，“再说，十年了，我们连他在美国过得怎么样都不知道。”

陈建华沉默了很久。

这些年来，他们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儿子，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

但如果儿子真的遇到了困难，这些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最后，他点了点头：“好，我们去找他。”

这个决定一旦做出，两个老人立刻行动起来。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出国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陈建华去派出所咨询办护照的手续，工作人员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是第一次办，很耐心地给他解释了各种程序。

填表、拍照、录指纹，每一步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

李秀芬开始在网上查找签证的相关信息。

她对电脑不熟悉，打字用的还是一指禅，查一个简单的信息要花好几个小时。

但她很有耐心，一点一点地学习着这些从未接触过的东西。

他们像两个笨拙的学生，努力学习着这些从未接触过的东西。

陈建华买了一本《出国旅游指南》，每天晚上都要看到深夜。

李秀芬则开始学习简单的英语对话，虽然进展缓慢。

办护照需要两周时间，签证申请更是复杂。

需要提供各种证明材料，包括工作证明、收入证明、房产证明等等。

04

最让他们头疼的是要提供儿子在美国的邀请函，但他们根本联系不上浩然。

陈建华每天下班后就去图书馆学习英语，虽然进展缓慢。

五十岁的人学外语确实困难，但他很有毅力。

他把常用的英语句子抄在小本子上，走到哪里都要背一背。

李秀芬开始节省每一分钱，连菜市场的便宜菜都要挑最便宜的买。

她把家里的开支压缩到极限，连电费都要精打细算。

“这次去美国，我们要带足够的钱，万一浩然真的遇到困难了。”

李秀芬把家里的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包括她偷偷攒的私房钱。

这些年来，她每个月都会从生活费中省出一些钱，本来是想给儿子将来结婚用的。

现在看来，这些钱有了更重要的用途。

陈建华也把自己的工伤赔偿金拿了出来，这是他前年在工厂受伤时得到的赔偿，本来是他们的养老钱。

现在为了儿子，他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

但即使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也只有不到八万块。

两张机票就要花掉一半，剩下的钱在美国能用多久，他们心里没底。

签证申请的过程比想象中更困难。

他们找了一家中介公司帮忙，但中介的态度让他们很不舒服。

“像你们这种情况，签证很难通过的。”中介人员直接说道，“年纪大，英语不好，又没有固定的高收入，领事馆会怀疑你们有移民倾向。”

这话让夫妻俩的心沉到了谷底。

但他们不愿意放弃，决定自己试试看。

面试官用英语问了很多问题，陈建华和李秀芬几乎都听不懂。

他们只能用简单的英语单词和手势来回答，场面很尴尬。

“你们去美国的目的是什么？”面试官问。

“看儿子。”陈建华用蹩脚的英语回答，声音有些颤抖。

“你们的儿子在美国做什么工作？”

这个问题让夫妻俩瞬间哑口无言。

他们确实不知道儿子的具体工作，这些年来，浩然总是说得很模糊。

“计算机。”李秀芬试着回答，但声音小得像蚊子。

面试官看了看他们提供的材料，又问了几个问题。

夫妻俩的回答越来越不自信，他们觉得这次肯定要被拒签了。

但奇迹发生了，签证竟然通过了。

可能是面试官被他们的真诚打动了，也可能是看出了他们作为父母的焦急和无助。

拿到签证的那一刻，李秀芬激动得哭了。

这是她这几个月来第一次开心地哭。

“浩然，妈妈要去看你了。”她对着儿子的照片说，声音颤抖着。

买机票的时候，两人选择了最便宜的航班。

需要转机两次，整个行程超过二十个小时。

但为了省钱，他们愿意忍受这种折磨。

陈建华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紧张得一夜没睡。

他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坐飞机的注意事项，生怕出什么岔子。

李秀芬整理行李时，把儿子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都装进了箱子。

还有一些她亲手做的咸菜和干菜，用密封袋仔细包装好。

“这些东西他在美国肯定买不到。”她自言自语地说，眼中充满了母爱的光芒。

出发那天，两人没有告诉任何亲戚朋友。

他们担心别人会说他们疯了，也担心万一找不到儿子会丢人。

这个决定，他们要自己承担所有的后果。

在机场，陈建华的手一直在发抖。

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外国人，听着那些听不懂的语言，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

李秀芬紧紧握着他的手，两个人相互鼓励着。

“我们一定能找到浩然的。”她坚定地说，但声音还是有些颤抖。

飞机起飞的瞬间，陈建华闭上了眼睛。

那种失重的感觉让他想起了人生中的许多时刻：儿子出生时的紧张，儿子考大学时的焦虑，儿子出国时的不舍。

现在，又是一个人生的关键时刻。

他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儿子一切都好，希望这次旅行能有好的结果。

二十三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美国。

05

机场的繁忙和陌生让两个老人感到恐慌。

所有的标识都是英文，所有的人说话都听不懂，他们像两只迷失的小鸟。

陈建华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儿子最后一次给他们的地址。

这个地址是三年前的，他们也不知道儿子是否还住在那里。

但这是他们唯一的线索。

“excuse me，请问这个地址怎么走？”李秀芬用她刚学会的英语问路人，声音紧张得有些变调。

路人很热心，用手势和简单的英语给他们指了路。

但复杂的地铁系统和公交路线让他们完全摸不着头脑。

最后他们选择坐出租车，虽然费用很高，但至少能直接到达目的地。

坐上出租车，陈建华把地址给司机看。

令他们惊喜的是，司机竟然是个中国人，用中文跟他们交流。

“你们来美国干什么？”司机好奇地问，从后视镜里看着这两个明显是第一次出国的老人。

“找儿子。”李秀芬简单地回答，但眼中的焦虑暴露了一切。

司机是个善良的人，看出了他们的不容易：“找儿子？

你们儿子在这边工作？”

“是的，已经十年了。”陈建华回答，声音有些疲惫。

“十年？

那应该很熟悉这边的环境了吧？”司机继续问。

“我们也不知道...”李秀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很久没和我们联系了。”

司机从这简单的对话中感受到了什么，没有再多问，专心开车。

但他在心里为这两个老人祈祷，希望他们能找到儿子，希望结果是好的。

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那个地址。

这是一栋学生公寓楼，看起来有些老旧，外墙的油漆已经开始剥落。

这样的环境让他们有些失望，他们以为儿子在美国会过得更好一些。

陈建华和李秀芬站在楼下，心情复杂。

十年的分离，十年的思念，现在终于有机会见到儿子了，但他们却感到紧张和不安。

他们找到管理员，用英语询问陈浩然的情况。

管理员是个黑人老太太，很友善，但她查了查记录后摇了摇头。

“他三年前就搬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管理员用简单的英语说道。

这个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在两个老人头上。

他们唯一的线索断了。

李秀芬差点站不稳，陈建华赶紧扶住她。

“不着急，我们慢慢找。”陈建华安慰着妻子，也在安慰自己。

他们开始挨家挨户地询问，希望有人认识浩然。

大部分人都摇头，有些人甚至不愿意开门。

语言障碍让他们的寻找变得更加困难。

终于，一个中国女学生认出了浩然的照片。

她看起来二十多岁，很热心。

“我认识他，他是我们学校的学长。

毕业后好像在市中心找了工作。”女学生用中文说道，这让两个老人感到了久违的亲切。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李秀芬急切地问。

女学生想了想：“我不太确定，但听说他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你们可以去市中心的商务区看看。”

这个消息让两人重新燃起希望。

女学生很善良，给了他们一些可能的工作地点信息，还教他们如何使用公交系统。

接下来的几天，陈建华和李秀芬开始了艰难的寻找。

他们坐公交车，拿着地图，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

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会拿出儿子的照片询问路人。

有时候问路都要比手画脚半天，对方才能明白他们的意思。

更多的时候，对方根本不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只能无奈地摇头离开。

第三天，他们终于在一家中餐厅里得到了有用的信息。

餐厅老板是个台湾人，在这里开了十几年餐厅，认识很多中国留学生和移民。

“小陈啊，我当然记得他。”老板看着照片说道，“他以前经常来这里吃饭，人很nice的，就是最近两年没见到他了。”

“您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吗？”陈建华紧张地问。

06

老板想了想：“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说搬到了北区，具体地址我不记得了，但大概在第五大街附近。”

按照老板提供的信息，他们找到了一片住宅区。

这里的房子都很相似，找起来很困难。

而且这个区域看起来不太安全，街上有很多奇怪的人，让两个老人感到不安。

陈建华和李秀芬分头行动，挨个楼栋地寻找。

他们不敢走得太远，生怕走散了。

这里的环境让他们想起了国内的老城区，但更加破败和混乱。

两天后，李秀芬终于在一栋公寓楼的信箱上看到了“Chen Haoran”的名字。

那一刻，她差点晕倒，所有的疲惫和担心一下子涌了上来。

“老陈，找到了，找到了！”她哭着大喊，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

陈建华听到喊声，立刻跑了过来。

当他看到儿子的名字时，眼泪也流了下来。

十年的分离，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思念，终于有了结果。

三栋楼，四层，这就是儿子住的地方。

但当他们真正站在楼下时，却突然不敢上去了。

十年了，儿子会认得他们吗？

会欢迎他们吗？

他们的突然出现会不会给儿子带来麻烦？

“你说浩然看到我们，会高兴吗？”李秀芬担心地问，她的声音里充满了不确定。

陈建华也有些忐忑：“可能他有自己的生活安排，我们突然出现...”他的话没有说完，但意思很明显。

两人在楼下徘徊了一个下午，都没有勇气上去。

他们买了些便宜的快餐，坐在楼下的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每一个都不是他们的儿子。

一周后，两人终于决定去敲门。

他们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十天，钱花得差不多了，不能再犹豫了。

这天是周末，浩然应该在家里。

陈建华和李秀芬换上了最干净的衣服，整理了一下仪表，准备去见十年未见的儿子。

“准备好了吗？”陈建华问妻子，他的声音在颤抖。

李秀芬点点头，整理了一下衣服。

她的手也在颤抖，心跳得很快。

十年的分离即将结束，但她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

陈建华举起手，准备敲门。

但就在这时，李秀芬突然想到了什么，试着推了一下门把手。

门竟然没有锁，轻轻一推就开了。

这让两个老人感到奇怪。

在美国这样的地方，怎么会有人不锁门呢？

他们互看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不安。

就在目光触及房内的一刹那，两人的表情凝固了，双腿突然发软，重重跌坐在门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