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当猪倌的日子

大学毕业当猪官的日子

这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情……

将要分别的亲爱的同学们，

让我们同唱一首歌。

那下次相逢的晚会上，

也不知将在什么地方。

也许在美丽的草原上；

也许在祖国的边疆上；

也许在茫茫的林海里，

让我们再来欢聚一堂。

东北农学院双城校区教学大楼三楼最东头的教室，窗明几净，晚风穿堂而过，带着校园里丁香花的甜香。79——1班的四十名男女学生围坐成圈，毕业晚会的气氛热烈又带着难掩的酸楚。同学们一遍遍地唱着这支自编的毕业歌，旋律里裹着几年同窗的朝夕相伴，也藏着对未来的茫然与期盼。

这支歌是团支部书记宋阿荣牵头，攒着大家的心里话填的词，文艺委员小赵循着《伊犁河之歌》的悠扬曲调谱了曲。深沉悠长的旋律一响起，就把所有人的情绪都牵得软软的、酸酸的。尖脆的女高音混着浑厚的男低音，圆润的唱腔叠着略显粗粝的“公鸭嗓”，有人唱着唱着就红了眼眶，泪珠砸在桌角的笔记本上；有人扯着嗓子喊着歌词，像是要把满腔的不舍都倾泻出来。不管是唱、是哭、是喊，每个人心里的热望都一样——惜别这几年农校时光，也盼着到新岗位上，让青春能真正发光。

当大家唱得声嘶力竭，眼眶通红时，班主任陪着畜牧科党支部王书记推门走进教室。喧闹渐渐平息，只剩下零星的啜泣声，每个人都坐得笔直，目光里满是期待与忐忑。

王书记的大嗓门带着几分动容，打破了寂静：“同学们！你们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凭真本事考进来的大学生，党和人民花了四年心血培养你们，现在该你们学以致用了。在公布毕业分配名单前，我想听听大家的心里话——对分配有什么认识，心里又有什么志愿。”

话音刚落，教室里就起了一阵嗡嗡的骚动，紧接着，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举起了手。

一个梳着羊角辫、脸蛋圆圆的女学生率先站起来，声音脆生生的，像带了晨露：“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就该有新时代的志气，让青春在事业里闪光。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她的话音还没落地，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男同学就嗷嗷喊着站了起来，胸膛挺得笔直：“炕头上跑不开千里马，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我们学的是中兽医，只有到大草原去，到深山老林去，才能靠近植物药源，把咱祖国中医学的本事用起来！甩开膀子治猪病，放开手脚疗马伤，让理想在实实在在的干事里发光！”

他的发言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王书记也笑着点了点头，眼里满是赞许。

等大多数同学都发完言，宋阿荣站起身来。他身材瘦高，脸庞也是长长的，相貌平平，可眼神里透着一股韧劲。“同学们，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咱班是优秀班级，咱团支部也是优秀团支部，毕业这关，咱更得守住这份荣誉。”他的声音平稳却有力，“如果是军人，就该像董存瑞那样舍生取义；如果是工人，就该像王铁人那样吃苦奉献；如果是干部，就该像焦裕禄那样为人民鞠躬尽瘁。现在，我们是中兽医，那就干一行爱一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做个响当当的好兽医，为祖国的畜牧事业，拼上我们的青春和本事！”

掌声雷动，久久没有停歇。宋阿荣坐下时，手心微微出汗，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他从小就爱做梦，见了飞机想当飞行员，见了火车想当司机，想过当医生、军官、科学家，如今虽走上了兽医之路，可他始终相信，只要肯干，在哪一行都能闯出模样。

第二天，班主任单独找了宋阿荣。“这次中兽医的分配指标不算理想，四十个人里，有二十二个得去需要边防证的地方。”班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考虑到你学习和工作都很出色，分配去向，你可以优先选一个。”

宋阿荣几乎没犹豫：“书记和您常说，年轻人要到基层去。我就去最需要的地方，哪里艰苦，我就去哪里。”

几天后，农校的丁香花还在飘香，宋阿荣和另外八名同学背着行李，站在大门口挥了挥手。熟悉的教学楼、实验室、操场渐渐远去，他们要一同前往乌苏里畔的乌苏里农管局报到，奔赴人生的新征程。

一路颠簸，九人兴致勃勃地抵达了农管局。在局里待了两天，就接到了各自的分配通知——宋阿荣被分到了乌苏里江边的东风农场。

刚到农场场部时，宋阿荣心里挺乐观：就算是农场，总该有个像样的兽医站吧？只要能有地方做实验、练技术，就不算辜负这两年所学。可现实却给了他一盆冷水：农场兽医站里已经挤了五六个大学生，他这个新毕业的根本排不上号。而且农场以种粮和养殖为主，兽医的核心工作是日常饲养和季节性防疫，而猪马牛羊都散在基层连队，宋阿荣最终被分到了离场部八十多里路的生产十二连。

坐了两个多小时的拖拉机，宋阿荣才抵达十二连。车一停下，他就愣住了：这哪里是想象中的连队？一百多人的小地方，几栋砖瓦房夹杂着几栋破草房，每栋房挤着四户人家。居民点周围长满了一人多高的野草，所谓的“街”和“道”，不过是被踩出来的土路，坑坑洼洼。闷热的空气里，成群的蚊子和小咬嗡嗡乱飞，人走在路上，得眯着眼睛才能前行，稍不留意就会被叮得满是红包。

连队里除了二十户老职工，剩下的都是没成婚的年轻人——他们是知青返城后补进来的临时工，大多来自山东、河南、四川，当地人叫他们“小落户的”。大家住集体宿舍，在大食堂吃饭，日子过得简单又粗糙。

第二天一早，连队后勤副连长老朱就领着宋阿荣去了畜牧排。老朱是个五十多岁的河南汉子，皮肤黝黑，嗓门洪亮：“小宋，这就是咱畜牧排的大伙，往后你就跟他们搭伙干！”

一听来了兽医，饲养员们立马围了上来，脸上满是欣喜：“可把你盼来啦小伙子！咱这缺兽医缺了快半年了！”“你来得正好，那一百多只小猪崽都快长成克郎了，还没好好检查过！”“还有那头小花牛，身上长了个大鼓包，都一个多月了，越肿越大，你快给瞅瞅！”

自从之前的宁波知青兽医返城，畜牧排的马病牛伤、猪仔防疫就没人管了，大伙早就盼着能来个懂行的。宋阿荣被这份热情感染，跟着老朱和饲养员们，像检阅仪仗队似的，挨个逛了马棚、牛栏、鸡场和猪号。最后，老朱把他领到饲料间的一个角落，指着一堆落满灰尘的瓶瓶罐罐：“这是之前兽医留下的药品和器械，你先用着，不够了咱再申请添置。连里没单独的兽医所，平时没病畜的时候，你就和猪号的大伙一块喂喂猪，活不算累，好好干！”

宋阿荣心里的那股沸腾的激情，在看到这简陋的条件时，一点点冷却下来。他曾梦想过一个小小的兽医所，有几张办公桌，有消毒设备，能让他安下心来钻研技术。可眼前，别说办公桌，就连最基本的消毒都成问题——卫生所只有一个电炉子，还规定兽医不准用，怕被电业部门罚款。冬天还好，能在煤炉子上煮煮器械，可夏天呢？总不能顶着三十多度的高温生煤炉消毒吧？

心里虽满是失落，宋阿荣还是笑着点了点头：“谢谢大伙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干，尽我所能给咱连的牲畜治病防疫！”

往后的日子，宋阿荣把行李搬到了马棚西侧的畜牧排宿舍。白天，他跟着饲养员们喂猪、巡栏、给牲畜看病；晚上，宿舍里一片寂静，他就借着煤油灯的光，啃起了西兽医的专业书。他心里清楚，中兽医那套在这里不太适用——中药难买，给牲畜灌药更是难上加难，往往需要四五个小伙子按住牲畜，用棍子撬开嘴硬灌，不仅费劲，药效还不好。而连队主要养猪，给猪治病，大多得靠打针或拌西药，他必须尽快补上西兽医的短板。

在连队里，宋阿荣的名字渐渐被“兽医”替代，没人刻意叫他的本名，可大伙都记着他的好：哪家的猪病了，他随叫随到；牛下崽遇到难产，他蹲在牛栏里忙活大半夜，直到小牛顺利降生；就连鸡场闹瘟疫，他也熬夜配药，硬是保住了大半的鸡雏。闲暇时，小伙子们爱找他踢足球、摔跤，马龙的长腿跑得快，摔跤更是厉害，连里几十个小伙子都不是他的对手。有一次，他和机务排的二楞子摔跤，没费多少劲就把人按在了地上，唯独老朱不服气。老朱年轻时是部队的警卫员，有武功底子，抓猪时不用手，一脚就能把几百斤的肥猪踹倒。在牛倌“小四川”的撮合下，宋阿荣和老朱较量了一番，前几个回合不分上下，最后宋阿荣用了个“仙女上天”的绝招，硬是把老朱掀翻在草地上——巧的是，草地上有几堆稀牛屎，老朱的脖梗子上粘了黄黄的一坨，引得大伙笑了半天，老朱也不恼，拍着宋阿荣的肩膀说：“小子，有两把刷子！”

冬去春来，原野渐渐变绿，阳光也温柔起来。这天早晨，宋阿荣和饲养员们清完冒着热气的猪圈，就把三百多头苏白猪赶到公路两侧放牧——这叫“吊架子”，是为了缓解饲料不足的问题。

猪群东跑西颠，马龙和大伙跟在后面紧撵，好不容易才把猪群拢住。尘土和猪粪的臭味扑面而来，宋阿荣一边吐着唾沫，一边心里犯嘀咕：自己一个大学生，本该钻研兽医技术，如今却天天跟着喂猪、放猪，和当初的理想差了十万八千里。可农场有农场的规矩，不管是什么岗位，都得参加体力劳动——卫生员农忙时要给拖拉机手送饭，会计每月得干够十八天农活，他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更没理由例外。宋阿荣的信条是“宁可活受罪，不叫脸发烧”，可看着自己每天跟在猪屁股后面，技术上没什么长进，心里难免有些憋屈，就像那秃尾巴的克郎猪，吃胖了也得跑瘦，没个奔头。

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东风”牌大卡车来来往往，忙着拉土垫路。几个随车来的妇女穿红戴绿，打扮得光鲜亮丽，她们是司机的家属，趁着随车的功夫，在路边挖蒲公英、苦菜，回去喂鸡鸭。

猪群渐渐往那几个妇女的方向移动，这些刚出圈的猪性子野，不是低头慢慢找吃的，而是拱了两下就往前猛跑，转眼就冲到了妇女们挖好的菜篮子旁，几下就把篮子里的菜拱得乱七八糟。

“你们眼瞎啊！让猪把我的菜都吃了！”一个穿紫花袄的妇女跳着脚骂了起来，声音尖利。

“谁让你把菜放路边的？吃了活该！”猪号班长也火了，气哼哼地回敬。

两人越骂越凶，脏话越说越难听。宋阿荣本想上前劝架，给对方道个歉也就算了，可那紫花袄的一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了他的心里：“你们这些臭放大猪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跟在老母猪后面闻臊味，窝囊到家了，还敢顶嘴！”

一股邪火“嗡”地一下窜上了宋阿荣的脑门。他冲到紫花袄跟前，胸口剧烈起伏：“放大猪怎么了？没人养猪，你家能吃上肉？你当司机的家属，有什么可神气的？”

紫花袄先是邪笑了一声，随即脸色一沉，伸手指着宋阿荣的鼻子尖：“呸！开汽车的就是比你放大猪的强！气死你这个大猪倌，眼红也没用！”

“我日你奶奶！”宋阿荣像疯了一样跳起来，“你爷爷旧社会就是养猪的，你爹也是，你不服就回家问问你妈去！”

话音刚落，几辆卡车上就跳下五六个司机，手里拿着摇把、扳手，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嘴里骂骂咧咧：“敢骂我们家属？活腻歪了！”

宋阿荣看了看身边干瘦的猪号班长，又看了看几个年纪偏大、没什么力气的饲养员，心里一横：这架要是打起来，不能让大伙吃亏。他脱下外衣扔给旁边的小猪倌，沉声道：“你们都往后退，看好猪，今天这事我来应付。”

猪号班长和饲养员们哪里肯退，一个个怒不可遏地握着鞭子站在马龙身后，摆出了迎战的架势。宋阿荣赤着手往前走，心里一点也不慌——他练过拳脚，真要动手，这些人未必是他的对手。只是他有自己的规矩：绝不先动手，但真到了正当防卫的时候，他也绝不会手软。连里杀猪时，他一脚就能踢碎猪的脏腑，只是这功夫，他从没用来对付过人。

可眼看一场恶战就要爆发，紫花袄却突然拉住了那些司机：“算了算了，一把破菜而已，犯不上动手。打坏了人要犯法，进了局子可不值当！”

司机们骂骂咧咧了几句，终究还是被紫花袄劝了回去。

放完猪往回走的路上，宋阿荣心里乱糟糟的。他一向稳重，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从没跟人红过脸，如今却因为一句话差点跟人打起来，想想真是窝囊。他忍不住后悔：当初要是听班主任的话，选个条件好点的地方，是不是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被人指着鼻子骂“猪倌”，连自己的职业都要被羞辱。

晚上，老朱提着一瓶白酒、一包花生，来到了宋阿荣的宿舍。他给阿荣倒了一杯酒：“小宋，白天的事我听说了。别往心里去，咱干畜牧的，免不了被人瞧不起，可咱自己得瞧得起自己。”

老朱喝了口酒，说起了当年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往事：“那时候比现在苦多了，住的是地窨子，吃的是窝窝头，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照样得下地干活。可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北大荒不也变成粮仓了？那些老辈人，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当兵的，不都扎根在这了？”

他拍了拍宋阿荣的肩膀：“明天我带你去别的连队走走，让你看看咱北大荒的知识分子是怎么干事的。”

接下来的几天，老朱领着宋阿荣跑了十几个连队。在二连，他见到了老徐——1964年东北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在农场和母猪打了近二十年交道，浑身粘着饲料屑和猪粪沫，可说起母猪产仔技术，眼里满是光。“我饲养的哈白猪，平均每窝产仔12头，这在整个垦区都是数得着的。”老徐热情地分享着经验，从配种到饲料配比，再到幼崽护理，说得细致入微。宋阿荣听得入了迷，心里的浮躁渐渐消散。

在畜牧连，他见到了五十年代北京农大毕业的畜牧师老肖，老人头发都白了，还在跟着年轻人一起巡栏，手里的笔记本记满了牲畜的生长数据；在种畜连，他见到了八一农大的毕业生小孟，正赶着牛车拉饲料，身上沾着草屑，却乐呵呵地说：“种畜是农场的宝贝，我得亲自看着才放心。”

每到一个连队，宋阿荣都能看到和他一样的大学生——他们身上同样沾着粪屑，住着简陋的宿舍，干着最基层的活，可他们的脸上，大多带着乐观和踏实。宋阿荣终于明白了老朱的良苦用心：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岗位有多光鲜，而在于能不能沉下心来干事。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能在基层扎根，他又有什么理由抱怨？

从那天起，宋阿荣像是变了个人。他不再纠结于“兽医”的名分，不再抱怨条件简陋，而是踏踏实实地跟着大伙干。猪病了，他连夜诊治；牛难产，他守在牛栏里寸步不离；他把宿舍的煤油灯调到最亮，每晚都钻研兽医技术，还把老徐、老肖他们的经验记在笔记本上，结合书本知识，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连队的防疫方法。

日子一天天过去，宋阿荣的技术越来越熟练，连队的牲畜发病率越来越低，小猪崽的存活率也大大提高。大伙提起他，都竖大拇指：“小宋兽医，真有两下子！”

又一个金色的秋天来了，五谷丰登，瓜果飘香。宋阿荣饲养的那些小猪崽，都长成了肉滚滚的大肥猪，被顺利出栏，为连队赚了不少钱。他的工作得到了大伙的认可，可每次评先进生产者，名额总落在拖拉机手和康拜因手身上——农场以农为主，牧业终究是配角。

但宋阿荣不在乎了。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闲下来时，他会骑着连队那匹瘦瘦的老白马，去很远的豆地里给拖拉机手送饭；会和卫生员、小卖部售货员一起，去西瓜地摘瓜，拉回来分给职工们；骑马走在田野上，手里捧着甜丝丝的西瓜，望着湛蓝的天空、金黄的。

后来，因当过老八路的父亲病逝，为了照顾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宋阿荣被组织上调回家乡机关工作。从事史志工作，主编了几本大部头的县市，还到人民大会堂领过奖。2017年享受副处级待遇退休，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作者:三北情怀。

原创作品，可以转发，禁止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