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寡妇家的猪拱了我的白菜，半夜她爬上我的床：要不把我赔给你

那一晚她掀开我的被角，月光把她的泪花照得发亮，她哑着嗓子说，要不把我赔给你。

我没回话，只听见院子外面那头老猪在猪圈里拱，鼻子顶着破旧的木栏吱呀作响，像是在幸灾乐祸。

第二天祠堂里人声鼎沸，赵大炮一拳砸在桌面上，青砖桌抖了一抖，我把手里的账本和民法通则摊开，手指敲着那句“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有人嗤笑，有人背过身去，有人叹气，只有我妈眼里挂了泪，我爸的手却在衣袖里抖得厉害。

事情如果只是一头猪拱了白菜，那顶多是几瓜两枣的赔偿，可拱烂的不止是地里的菜。

是人的脸面，是人的忍耐，是人的心。

我叫李二根，1993年我二十七，留着一脸风吹日晒的胡茬，手指甲缝里永远塞着黑土。

我家在县南头的一个洼子里，村名叫龙湾，湾里地势一高一低，河水绕过祠堂，冬天起雾，夏天出草腥味。

那年春天，我把二亩菜地全改成了大白菜，下籽的时候还在地头拧着汗，想着秋后搁上废纸板一层层码起来，送到供销社和县城的菜市。

我爸说，白菜是个稳当钱，卖不出，自己也能吃。

我妈抠着手指头算这个秋天的钱，心里惦记的是我妹翠花的彩礼。

翠花十八了，对象是隔壁黄山村的电工，价码不算高，但五千块在我们家也是个天。

日头下我背着化肥袋走，汗把背心浸得能拧出水来，我妈扯着头巾站在田埂上喊，小心点，别把秧苗踩断了。

我低头，只看见一片绿油油的生命，心里不由自主松了一口气。

隔壁那块，是寡妇春兰的荒地，她男人前年冬天在镇上的煤窑塌方里背不回来了，留下她和一个四岁的闺女豆腐儿。

她姓王，名叫春兰，二十六的样子，身子瘦，可干活利索，眼睛大，眼尾有股倔。

她家的猪圈搭在地角，木头残破，粗略的几根栏杆，绳子从木桩绕了几圈，圈里那头老母猪不小心怀上了，肚子拖在地面上，哼哼哼的声音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笑。

村里人看她不顺眼的有，看她可怜的也有。

可怜的是她背着男人的黑白照，在祠堂前面的石台上给他烧纸，眼泪滴在纸灰里，灰烬像雪一样飘。

不顺眼的是她一个寡妇，还穿着干干净净的衣裳，夏天扬着裙角，从河边走过，露出小腿，小腿白，隔着老远有人就议论。

我家跟她家隔着两片田，遇上在水沟边洗菜的，或者在溪边打水，一个点头。

我对她也没啥，顶多见她在背后搂着娃娃，背上还吊着一捆柴火，心里嘀咕一句，女人命苦。

真正的疙瘩起在秋天。

那是个午后，风怪，天阴得不像秋天，倒像冬天一只手试探地摸了一下，大地打了个寒噤。

我从田头回来，肩上扛着锄头，老远就听到咕哝咕哝的声，像有人在盛水。

一抬眼，我的心咚一声。

一地的白菜被翻得一塌糊涂，叶子翻卷，泥巴都被搅成了黑汤，几棵大一点的白菜被硬生生拱倒，根露着，白嘟嘟的，被猪牙齿啃得参差不齐。

猪，是春兰家的那头老母猪。

它的鼻子上还有泥，身上抹着绿，尾巴摇得欢，跟在后面的几只猪崽踩着叶子，嘻嘻嚅嚅。

我喉咙火起，一锄头就奔过去，喝道，畜牲！

那猪像没听见一样，反倒抬起脸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反光一闪，哼唧一声继续拱，像真的知道这是白菜，知道白菜心甜。

我把锄把横着，往它鼻子上一顶，猪一个垫步，哼一声退了两步，猪崽子往边上跑，踩了更多的叶子。

“谁的猪！”

我红着脖子叫。

离得近的人不敢答，远处就有人笑哼了一声，说，王家那头母猪。

笑声里有一种说不清的酸，像有人喝了半坛馊酒。

我提着锄头就往王家跑，越跑越气，只觉得心里一团火，烧得口干舌燥。

春兰正在她家屋后支锅，锅里熬着玉米渣，娃娃蹲在灶口拨火，脸上光一层火光，眼睛像黑葡萄。

我一脚把小院的门踹开，门吱呀一声，栓断了。

“王春兰！”

她一抬头，脸上的光影一动，愣了一下，手里的锅铲差点掉地。

她看见我，眼神里先是惊，然后慌，最后是一种疲惫的镇定。

“出了啥事？”她放下锅铲，拍了一下围裙，围裙上印着斑驳的花，早就洗得发白。

“你的猪进我地里拱了半坡白菜。”我的语气是憋着的，像我把所有骂人的话硬吞了下去，剩下的就成了这种冷冷的陈述。

她脸上的血色一下褪掉了。

她往外跑，一边吩咐娃娃，豆腐儿乖，别碰火。

她跑的时候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又站稳。

我们一前一后到了地里，她站在田埂上，看到那一地狼藉，嘴唇抖了一下，咬住了。

她跑去赶猪，嘴里赶猪的唤声柔软又急，像是在哄一个犯错的孩子。

猪慢吞吞地被她唤走，她回头的时候，一双眼睛湿了又倔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又被火烤过。

“你看要多少？”她问。

一句话问得又直又软，叫我本来要说的硬道理堵在喉咙里，一时堵得难受。

我深吸一口气，捡起一颗被拱倒的白菜，叶子脆的一折就碎，白帮子被啃成了齿印。

“春兰，这不是一棵两棵的事。”我说，“这坡最早的这一排原本过几天就能上市了，你看，这个品相，你去问供销社，按斤收的我都谈好了。”

她点头，眼神往地里扫，越扫越慌。

“等我把秋粮交了，卖了那头猪……”她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

“你的猪就因为圈不牢，才拱了我的地。”我压低嗓门，“这账要算清楚。”

有人远远看热闹，近的也靠上来，嘴里啧啧。

“二根，算个价吧，砍砍，闹个大半天也不是事。”一个半熟不熟的老汉说。

“砍啥！”我心里火，“我不占你们谁的便宜，我也不让人占我的。”

春兰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一丝很快的亮光，像从一个洞里透出来的阳光，随即就灭掉。

“我回家拿钱。”她说。

她说完转身，却刚走两步，一阵脚步声从村道那头传来。

赵大炮来了。

他是春兰男人的堂兄，村里有小名叫“炮”，不是能干，是嘴爆，啥话都敢说，干活不行，抬杠第一。

他一来，头先到，肚子也先到，穿着件露肚皮的蓝背心，肩上还搭着毛巾，一边走一边喊，哟，哟，这是唱的哪一出。

他一眼就看见一地的白菜，一眼就看见春兰的眼，另一眼就盯在我的锄头上。

“二根，你这牛脾气又上来啦？”他笑嘻嘻，却带着股阴，“几棵白菜而已，用得着这样？”

我冷笑，“你家老母猪拱了我的地，几棵白菜？”

“猪又不认路。”他摊手，“再说，猪是猪，拱两口就拱两口，我们把圈扎紧就是了。”

他把话说得轻巧，好像白菜不值钱，好像我的两个月汗水是一阵风。

春兰忍了一会儿，轻声说，“大炮，得赔。”

他一愣，脸色一变，瞪她，“你是在说啥？你个寡妇懂个屁。”

她缩了缩肩，却又抬头，眼神坚定，“得赔。”

我看她那眼神，心里被捅了一下。

“赔给他算啥事。”赵大炮嗤，“村里也没这先例，今天赔了，明天猪吃了你家门槛也赔？有这个道理嘛。”

“不是先例。”我从怀里掏出个塑料袋，袋里是我跟村里签的承包地块协议，还有供销社那边的意向收购单，“这地是我承包的，这白菜是我种的，我该得的我要，不该扯上的东西别往我身上扣。”

我爸这时从不远处慢慢走过来，腿脚不好，走一步喘一口，他手里攥着几张票子，递给我，“二根，别闹了，拿钱买几斤肉回去让你妈做个菜，别跟他们扯。”

我看他那手，手背上青筋起着，皮粗糙得像树皮，指尖在颤，他眼睛里泛着水光，我心里一软，又硬。

“爸，这不是钱多少的事。”

我妈远远站着，眼眶红润，手里搓着一块汗巾，嘴唇抖，没出声。

围观的人群像一锅要开不开的水，咕嘟一声，又静下来。

“走，祠堂里说。”有人起哄，“保不齐还能吃茶。”

事情往祠堂里走，就不是我跟春兰两家人的事了，就成了村子里的一场“公事”。

我心里清楚，也不躲。

祠堂里阴凉，老祖宗的匾额挂在上方，香灰不知多少年堆下来的，桌子青砖搭就，墙角的蜘蛛网被风一吹，像白色的旗子。

刘支书坐上首，他五十多，眼睛眯着，小平头，抽烟夹在手骨头缝里，烟灰长得像个小山，偏不抖。

他咳了一声，说，咋弄？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没有添油加醋，没有掉指头。

我把承包合同放在桌上，把供销社的意向单放在桌上，把我记的小账放在桌上，账上写着买化肥的钱，买菜籽的钱，借王老四手扶拖拉机耕地的油钱，记得清清楚楚。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说，“今天是我的菜地，明天可能就是你们家麦子地，后天可能是老王家的鱼塘。”

“我们活着的人，得有个规矩。”

我把民法通则从报纸剪下来的那条翻出来，指给他们看，话说得慢，却清。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祠堂里一阵子沉默，大家谁也没想到我会拿出这种“城里人的东西”。

“这是哪来的？”有人皱眉。

“县里司法所门口贴的，我抄下来的。”我说。

有人笑，说，二根读书了啊。

笑声里有酸，也有一点点佩服。

赵大炮一拍桌，“你用纸条吓唬谁？这地方是村规说了算。”

刘支书没接他的话，他捏着烟，说，先算算账，看看损失有多大。

我把破烂的白菜一棵棵捡回来，按市场价算了个低的。

春兰一直低着头，她的肩膀在微微抖，像人在冷风里站久了。

我抬头看她，她突然抬眼，跟我眼神撞上，又躲开。

“我赔。”她突然说，“我肯定赔。”

她的“我”，咬得很重，像是要把“我们”都隔开。

赵大炮冷笑，“你赔？你拿啥赔？你家的那点米？还是你这张脸？”

话一出，祠堂里有人咳嗽，有人轻声骂，更多的人装没听见。

春兰的脸一下子白了，白得像面粉，眼底闪过一丝红，很快不见。

我握着拳，指骨嘎嘣响，我想上去揍他一拳，再辩说这是欺负寡妇的臭嘴，可我忍住了。

我知道打起来，事就歪了。

“嘴巴长在人家脸上，我们就用规矩把它堵住。”我说，“支书，就按这个来，定个赔偿协议，按三个月分期给，不够再延一月，年内还清。”

我把话说到了这份上，既不抓穷人的脖子，也不放任尺子。

“我另提两条。”我看向刘支书，“一，王家的猪圈要修，木头不够，我这边出一半，守住圈。二，这期间，村里谁再拿话恶心人，一次罚十块，记在村规上，年终分红时扣。”

祠堂里一阵子响动，有人说，这个好，这个好。

我妈轻轻吸了一口气，我爸的手在袖子里慢慢停了。

赵大炮的脸色，从红到白，从白到青，像锅里变味的豆腐。

“你以为你是谁？”他挤牙，恶狠狠地看我，“村规你说改就改？”

刘支书咳了一声，挡了一句，“村规也不是铁，况且这个提得在理。”

他望望大家，大家不吭气，这就是默认。

“好，就这么办。”他拍板。

协议写好，红泥章子一盖，热气腾腾。

春兰在最后签字，手有点抖，签字时掉了两滴泪，湿了一角纸。

她抬头看我，说了两个字，“谢谢。”

我心里一紧，只点了点头。

事情看似收了，走出祠堂时，太阳都已经躺到山背后，天地一片灰。

我爸慢慢往家走，我跟在后面，我妈在我们旁边，捏着那块汗巾，嘴唇一开一合，像是在跟谁祈祷。

路过春兰家，我看见她墙角的猪圈里那头老母猪缩成一团，呼吸沉重，像不知羞愧也不知人间的事。

我以为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可谁知道夜里就出事了。

午夜，风往屋里钻，天花板上的灰被风吹得轻轻落下来，落在我的脸上，痒。

我朦胧中听到门口有极轻的脚步，像老鼠，也像猫。

我坐起来，咳了一声。

门板往里轻轻一推，一道瘦弱的影子像水一样滑进来。

她站在门口，月光从窗纸透进来，把她整个影子拉得长。

“二根，”她低声，“我……打扰了。”

我忽然心里一紧，一团莫名其妙。

我点了一下头，声音也低，“咋了？”

她站了会儿，抬脚，轻轻靠近我的床，坐在床沿，衣角拂过我的被单，冷。

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一捏一捏，像是平时拧毛巾的样子。

她闭了闭眼，突然一句，像孩子扬手扔出一颗石子，“要不，把我赔给你。”

我愣住了，脑子里“嗡”一声响，心里的血像被倒过来。

我抬手，按住了她将要捏紧的那只手。

“你说啥？”

她抿着嘴，眼睛里有恐惧，有决心，也有一种让我看了心酸的委屈和绝望。

“你不要钱，你要个脸。”她说，“给你人，你就有脸了。”

她说话的一瞬间，像两个男人在她的背后推着她，一个是赵大炮，一个是叫“世道”的东西。

我猛地明白很多。

白天祠堂里他那句“你拿啥赔？你家的米还是你的脸”不是随便说的，不是讥笑，而是一根钩，钩在她的背上，往下拖。

春兰看着我的眼睛，像要在我的眼里找一个路。

“我不要。”我擦了一下自己的脸，用力，像是要把刚才那一刻从我的肌肉里甩出来。

她身体一抖，像一根弹簧突然被拉到最紧又松开，眼泪跟着掉下来。

“我是说，我不要你这个人来赔。”我低声，“春兰，你别把自己往土里埋。”

她听懂了，眼泪像乎一下收住，眼睛定定看着我，静的。

“那……”她的声又小了，“那我怎么办？”

“我们按协议来。”我说了一句“不动感情”的话，又低头，尽量把声音贴地，“我知道他们在逼你，我知道村里人嘴，我也知道你白天说‘我赔’时心里是怎样的。”

“你就是拿刀割自己，也没法堵上所有人的嘴。”

她听着，手指又轻轻拧了一下，拧到疼，她才松开。

她抬手擦了一下脸，把眼泪涂在袖子上，那袖子本来就洗得白，这下一片湿。

我把被角提了提，“冷，盖一下吧。”

她笑了一下，笑得苦，“我不能久待，屋里有娃，我怕她醒了找我。”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说了一句，“赵大炮让人下午来挑我的猪，说卖了猪，就没啥赔的了。”

“我不敢叫他，也不敢不叫他。”

她轻轻把门带上，风又从门缝里钻进来，我听见屋外树梢上有鸟拍了两下翅膀，开了口。

我躺下，却再也睡不着。

我盯着屋梁，看着灰在月光里飘。

“把我赔给你。”

这话像一块烫手的铁，滚来滚去，怎么放都烫。

第二天我一大早去她家门口。

院里已经围了一圈人，赵大炮叫了两个外村的汉子，把那头老母猪往板车上赶。

猪腿被绑着，血丝在腿上绷成细小的一条条，它叫得难听，像哭。

“你们干啥？”我走近。

“卖猪。”赵大炮说，“不卖猪，拿啥赔你？”

他说着，眼神里阴光一闪，像刀子背在袖子里。

春兰站在门槛里，身子像被风吹垮的一丛草，眼睛红肿。

豆腐儿抱着她的腿，光着脚，脚趾头抓着地。

“卖猪协议呢？”我问，“昨天祠堂里说得清清楚楚，写好了，你们要动固定资产，要通知村里调解员和支书。”

“固定资产？”有人逗，“听听，二根讲城里话。”

“我讲的不是城里，是道理。”

我望向围观的人群，“你们说，今天他把寡妇家的猪拿走了，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把她家的锅也拿走？再明天，是不是把她的娃也抱走？”

人群动了一下，有人低声道，是啊。

“支书呢？”我抬声问。

。“我在。”刘支书从人群后挤出来，边走边把手里的烟掐了。

他看了看我们，看了看猪，又叹一口气。

“按昨天协议来。”他短短一句话，像一把椽子撑在一个将塌的屋子里。

赵大炮的脸青了，嘴角抽了一下，“你们这是联合起来搞我。”

“没人搞你。”我说，“我们搞的是规矩。”

他突然“啪”一声把那根罗绳往地上一扔，走近我，鼻子离我的鼻子只差一拳头。

“你别以为你说两句书上的话就能在村里横。”

他的气息热而臭，我想起他那年在河边骂人打碎的酒瓶，玻璃插在一个老人的脚背上。

“我只想把我的菜钱拿回来。”我平静地看着他，“我也不想让一个女人被你们逼着用自己去抵账。”

人群里发出一阵低低的骚动，这话像把手伸进捂久了的开水瓶里，气突然冒出来。

“谁逼她了？”他装傻，“她自己来找男人，你也看见了吧。”

我心里一紧，知道他在放话。

我撇过头，对着人群，清清嗓子，“昨天她半夜来我屋，说‘要不把我赔给你’，你们猜她是自愿的还是被逼？我不问你们，不问你们的心，我问你们如果这个事发生在你妹妹身上，你们敢说这话么？”

“敢说，就是把你妹妹一块卖出去的胆。”

我知道这话重了，但我非说不可。

有人避开眼神，有人肩膀一缩，刘支书微微点了点头。

赵大炮脸扭曲了一下，像一只找不到出口的虫子。

他突然弯腰，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往我脸上抹。

我伸手挡了一下，泥一半落在我的手背上，另一半在空中散了。

“支书你不管村里人被外面的人欺负啊。”他疯狂扯嗓，“今天他读书讲法，明日他把我们全送到局子里。”

刘支书一拍桌，声音很重，“谁敢动手，就扣村组福利。”

他话一出，围观的人群往后退一步，脚底的灰扬了小半米。

这一场，就像一个鼓被敲了一下，声音还在回荡，人群慢慢散。

卖猪的事扯下了，协议按原来的来，三个月，分期。

我转身准备走，一阵冷风从树梢落下来，吹在我的脊背上，我打了个寒噤。

“二根，”背后她轻声喊了一声。

我回头。

春兰把手里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衣递过来，“天凉，穿。”

我摇头，“你留着给娃穿。”

她抿嘴笑笑，笑里有疼，“你总是这样。”

她把棉衣又抱回去，像抱一块命。

我走回家，一路上心里沉。

回家的土屋里，我爸坐在矮凳上抽旱烟，烟锅子红着，烟雾绕在他头顶上。

“你这是跟人死磕。”他咳了一声，喉咙里痰响。

“我磕的是不讲理。”

“你妹的亲事，你别给搞黄了。”我妈从灶台那边探头，眼睛红，这几天她睡不安稳。

我把手洗了，坐在门槛上，夜色往屋里扑，屋外犬吠，远一点的地方有人还在说话。

“娘，我明白。”

我心里也怕，怕话传出去，怕坏我妹的媳妇命，怕村里人往我背后插刀。

可我更怕的是，如果我们连这一点点理都守不住，我们以后就不是人，只是一摊烂泥，被谁踩都行，被谁拽都重。

夜里风更冷，屋梁上有老鼠跑，脚步细碎。

第三天，转天，猪圈还没修。

我提着锯子，拎着绳子，背上了两根木桩，走到她家。

她瞪大眼看我，嘴张了又合。

“我来修。”我把木桩往地上一插，木桩在地里立住，像撑住一段将倒的天。

她忙上前帮我扶着，手上有茧，茧摩在我的手背上，粗糙得像老树皮。

我们一边干，一边没说话，空气里只有锯木的声音，和我呼吸，和她呼吸。

豆腐儿蹲在台阶上，看着，眼睛里有光。

“娘，他为啥帮我们？”她突然仰头问。

“因为他是个好人。”春兰的声音轻轻的。

我停了一下，心里被人轻轻摸了一下。

木桩一根一根被打进地里，绳子一圈一圈绕紧，猪圈像多了一层结实的心。

修完，我站在猪圈外，看那头老母猪，它也抬头看我。

它的眼睛黑，挺干净。

“别再拱。”我对它说，它听不懂，却还是哼了一声，像答了一声。

快到傍晚，赵大炮来了。

他站在墙头，像一只乌鸦，嘴巴先张，“哟，男的女的一起干活呢。”

他的语气里有酸，有阴，还有火。

“你口子别欠。”我抬头，看着他，“嘴欠，会烂。”

他“呸”了一下，唾沫吐在墙面上，沿着墙滑下，留一道肮脏的痕迹。

他走了，走的时候还在骂骂咧咧。

没多久，晚上，有人把我家的地头的蔓藤偷偷放了火。

一大片干叶“呼啦”一声烧起来，火舌舔着，一下子把几垄还没割完的菜薹边的草烧成了黑。

我爸跑出去，一边扯一边骂，嗓子都哑了。

我提着水桶扑火，火熄了，地头一片焦黑，黑得像黑了心的夜。

“谁干的？”我握着空桶，手关节发白。

邻居老太太抹着眼角说，看见一个瘦的人从后巷过，脚步轻快。

“谁？”我追问。

“黑灯瞎火的，我认不得。”

我把空桶往地上一摔，桶滚了两圈，靠土崖停下，土掉在桶沿上。

这火不是一个孩子玩耍点的，是有人想借火烧心。

我心里更冷。

第二天，我去了镇上的司法所。

小小的屋里挤着人，墙上贴了几张通知，写着法律宣传，门口坐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看着像新来的。

我把事情从头讲到尾，他写写画画，点点头。

“我们可以给你们做一个正式的调解书。”他推了推眼镜，“这样将来出了岔子好有依据。”

“另外，”他看了看我，低声，“你们村那个赵，去年打人，案子压着没办完，你小心点。”

我点头，心里不是害怕，是把一块石头放到了一个叫“心眼”的地方。

回到村口，我看见春兰站在一棵槐树下，手里拿着几张纸，她看见我，眼睛里闪了一下光。

“这是啥？”我问。

“窑上出事的赔偿，”她把纸递给我，“你看，他把我男人的命也拦着不让我拿钱。”

我接过来看，纸很旧，倒不是昨天才拿到的，纸上的字被雨水打过，墨晕出花。

“他一直说赔偿还没下来，”她笑了一下，笑里满是苦，“我就等，等到娃都会跑了，还没等来。”

我把纸折好，想从背心内袋里掏烟，想起自己不抽，也没烟。

“你去镇上的煤管站问过么？”

她摇头，“我不敢去。”

“不敢，还是没人带？”

她抿嘴不答。

“行，我陪你去。”我脱口而出，也许这时候男人一说话，就像把一个钩子挂在自己心上。

她抬眼看我，眼睛里那一点亮，像春天突然后退一步，又勇敢往前一步。

我们第二天去了镇上。

煤管站的门牌斑驳，墙上贴着“安全生产”的大字，门里的桌子油光光，椅子上坐着一个肚皮鼓鼓的干部，手里拿着热水杯喝。

我把纸递过去，帮她说，“同志，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案子的赔偿。”

干部看了看纸，抬头瞟了我们一眼。

“哪个村？”

“龙湾。”

他把纸往桌上一丢，“这事是私窑，私人关系，你们找窑主。”

“窑主就是赵家。”我心里已经知道答案，却还是问。

他把杯子举到嘴边，嗯了一声，“该给就给，不给你们告去。”

他话说得毫不负责，但我确信一个细节。

“窑主登记人是谁？”我问。

他不耐烦，“你查档案去，收费。”

我掏出几块钱往桌上一放，他眼皮抬了一下，手伸到抽屉里，拿出一本破旧登记簿。

登记簿上写着“赵立成”三个字。

赵大炮的名字不是这个，他的大名是赵立国。

立成是他的亲哥，一个在外打工，很少回村。

纸下面标注的是一个电话，尾号我能背。

我看着那三个字，心想，事情不是一个人的蛮，事情是一个窝的黑。

我们从煤管站出来，春兰走在前面，步子轻，像有人把她背上的一塌糊涂里轻轻挑走了一根骨头，整个坍塌得没那么厉害了。

“我们回去把这个拿给支书看。”我说。

她点头。

“他就算眼里只有烟灰，也不敢说完全看不见。”

我笑了一下，自己也觉得这话的讽刺。

回村的路上，我们遇到了黄山村的电工，他骑着自行车，后座上装着线圈，他冲我点头，“二根。”

我回了一个头，心里想着我妹的婚事。

他也是个踏实人，除了有点穷，没别的不好。

晚上，我把纱帽灯挂在屋梁上，光照在桌面上，我把笔拿出来，把日子一天天记。

我写下：“九月二十三，猪拱菜；九月二十四，祠堂调解；九月二十五，夜半来访；九月二十六，阻止卖猪；九月二十七，火；九月二十八，司法所；九月二十九，煤管站。”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显摆，是为了在自己心里扎根。

这几天我像一个被风卷着的稻草人，站在田里，风从东吹到西，又从西吹到东，我的脚还算站稳，可我的心已经被风刮得发疼。

第十天，事儿没有落下，反倒开始顺势往另一个方向拧。

我妹的对象家使了人，说听说你们村那边有个寡妇一到半夜就往男人屋里钻，问问是不是跟你们家有关。

这话像一刀，从背后插了我妈一下。

她拿着衣服踢了我一脚，哭着说，“你看看，你看看，事情还往啥地方去！”

我心里翻了一下天，我那天晚上明明是护她的脸，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恶毒，嘴有多尖，谎言有多快。

“娘，我去。”

我骑着自行车，去黄山村，进了电工家门，一开门就闻到焊锡的味道。

我坐下，直说，“你给你家人一句话，别听风就是雨。”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点躲避，又有点信任。

“我知道你二根是什么人。”他低声，“就是老人家耳根子软，我回去捂住。”

他把手往桌上一拍，“我娶翠花的心没变。”

我心里一松，他这个样子，让我想起我十八岁时在河里学游泳，老头儿站在岸边喊，往前扑，别怕水。

回到家，我妈眼睛红，我摁着她的肩，“娘，爹，你们放心，我保证把事情端正了。”

我在家门口放了两张板凳，让我爸妈坐着喘喘气。

事情到这个节骨眼，不能再拖。

我是这样的人，越是拖，越觉得自己要烂在里面。

第二天，我带着春兰，带着那几张纸，带着之前的调解书，再一次进了祠堂。

祠堂里坐了更多的人，村妇联的王姐也来了，她四十多，眼睛亮，脸圆，嘴快。

她佩戴着一枚小红花，胸前挂着个工作证，像一柄小小的旗。

刘支书在，赵大炮也在，脸上的肉抖着，一坐下就抽烟，烟灰一直不抖。

王姐一开口，声就压住了所有杂音。

“今天不说别的，先把窑上的赔偿说清楚。”

她把纸往桌子一拍，“这不是村里的小口舌，是性命钱。”

她说得不客气，言语里有刺，也有光。

赵大炮嘴巴一撇，“这个是家里的事，轮不到村里管。”

“家里的事你们拖了两年，拖到娃会跑了，拖到寡妇被人当货问价，还是家里事？”王姐把话往他脸上一砸。

“我跟县里的妇联能写个情况上去，你试试效果。”

刘支书咳了一声，“王姐稍安。”

他看向我，“二根，你先说。”

我把登记簿上的名字念出来，把电话写在黑板上。

“这个案子不是一个人玩嘴就能糊过去的。”

王姐‘哼’了一声，拿出个小本子，写写画画。

“另外，再说说我们这个村的规矩。”她把身子往前一探，算是盯着每个人的脸，“谁在背后拿女人嘴当靶子，谁对寡妇进行言语侮辱，妇联这边记名，年末公示，你看你家里还要不要面子。”

这一刻，她像一个上了油的铡刀，落下去没有声音，却把空中的几个脖子剁了个寒噤。

祠堂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王家的赔偿，”刘支书慢慢说，“先小后大，小的，二根的菜钱，按调解书给，大的，立成的窑赔偿，村里出面协调，必要时请镇里来人。”

他讲话有一种老资格的稳，也有一种过于圆滑的味道。

可稳定总比混乱好。

这时候，一个一直在角落里不吭气的老人突然抬头，手指发抖，指着祠堂门口。

“你们看。”他低声却有惊。

我们顺着他的手看过去，祠堂门口的泥地上，有几行乱的脚印。

脚印很小，像一个孩子的，踩着半干的泥，一步深，一步浅。

脚印旁是猪蹄印，猪蹄印被刻意踩了两下，显得重。

“这是哪天的？”我弯下腰，手指在泥上轻轻比划，太阳从门口斜斜照进来，照在脚印里，影子短短的。

“那天半夜。”老人说，“我起夜，看到人影从王家那边往这边走，门口停了一下，又往牛棚那边去了。”

“人影多高？”我问。

“矮。”

猪蹄印旁的一处，有明显的鞋底图案，是某个运动鞋的纹路。

1993，村里还没几个人穿运动鞋。

这时候，我抬起头去看赵大炮的脚。

他穿的是解放鞋，胶底，十字纹。

我又看刘支书，老式布鞋。

看王姐，皮鞋。

看春兰，草鞋。

这个脚印，不像她们这些人的。

我心里一动，想起镇上的那两个来挑猪的外村汉子，脚上穿着红白相间的球鞋，还嚷嚷是“学友牌”。

“支书，我怀疑那天猪圈的绳子不是自己松的。”我站起来，抬声，“有人故意。”

“谁？”刘支书眯了眼。

“这就要看谁有动机了。”我看了一圈，“动机？要么想让猪进地里，惹出事端；要么想把猪卖掉，然后说没啥可以赔；要么，借这件事把女人往多人的舌头上扔。”

祠堂里一阵“嗡”的声，像开的锅盖被砸回去，水又滚了一下。

赵大炮突然站起来，“你别胡扯。”

王姐也站起来，“你坐下。”

他看了她一眼，竟然坐了。

这时候，祠堂外有人轻轻敲门。

来人是镇里司法所的小伙子，戴眼镜那个，他手里拿着一份纸。

“我们根据你们的申请，”他说，“出了一个调解建议书。”

他说完，把纸递给刘支书。

纸面上有四条，小字密密麻麻，我扫了一眼，觉得这世界并不是没人管，只是手伸不到这块地太久，我们都以为没有。

“好，这样，”刘支书拍板，“王家的赔偿先按协议给二根，窑上的赔偿限一个月给到位，我去找立成；另外，村里公示一项，侮辱妇女者罚款，记名，年底公布。”

他把手一拍桌，“散了吧，散了吧，风凉了。”

人群散去，春兰站在祠堂门口，背对着光，她的影子落在青石板上，长长的一条。

她转过身来，轻轻说，“二根，谢谢。”

我看她，没有回应她的谢，只说，“按协议走就是了。”

她点头，眼睛里的水光收敛。

事情像是顺了，可另一个夹子从侧面夹过来。

当晚，我回到家，门口挂着一条绳子，绳子的结打得很奇怪，像吊人的结，又像是一个拴狗的圈。

绳子上别着一张纸，纸上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你管得太多，能管得过命么？

我握着那绳子的手忽然开始抖。

我把绳子卷起来，扔进灶里，火噼里啪啦地吞了它，纸灰飞起来，像小的黑鸟，撞了墙又落下。

我妈在灶台那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满是怕，我爸敲了一下旱烟杆，杵在地上，发出沉的声，像打在我的心上。

天又冷了几度，一层霜落在地上，踩上去“咔嚓”一声响。

第二天早上，我去地里一看，一片片的霜把白菜叶子边缘染白了，像老人头上的白发。

当中有一片被豁开的地方，露着黑土，黑得像烧过。

我蹲下，手伸进去，泥冷得刺骨，我想起夏天的泥，是温的，像活人腹部。

我想起夏天春兰在河边洗衣，水花打在她的臂上，冰凉，却在阳光下闪光。

我突然觉得，我不是在和谁打一场，只是在跟我自己较劲，我不想输给一个“算了”两个字。

又一日，王姐拉我去镇上，她说有县里来检查妇女权益的，我们要把这个事说一下。

会议室里摆着长桌，白色的珐琅杯子排得整齐，小纸牌上写着“县委”“妇联”“司法所”。

我坐在角落里，低头听，耳朵朵细到每一个词。

王姐讲的时候，提到“龙湾村王春兰事件”，语气里平静，却藏刀。

又一个人，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老干部，敲着桌子，“农村风气，要从小事抓起，小事里有大风向。”

一席话，我记了半本笔记。

回到村里，日色薄，风刮得栖木的鸟都要往里面缩。

春兰背着娃，在小路上走，身边没人，她低头，脚步从土里踩出一个个浅坑。

“春兰。”我喊她。

她回头，笑了一下，“又去开会了？”

“嗯。”

她低头，把娃从背上放下来，娃跑去追一只鸡，鸡叫着跑，翅膀拍地，扬起一地灰。

她站在原地，脚尖轻轻把灰踢开，露出下面的土，土是湿的，刚刚被露打过。

“你不是铁。”她突然说，“你会累。”

我嗯了一声，笑，“铁也会锈。”

“只要心不锈。”她看着我，“就行。”

她说完，手扶着娃，往家走，她背影并不高，却挺着。

我站在原地，想起她那晚站在我的床边，月光从窗纸透进来，她说的一句“要不把我赔给你”。

我如果那晚糊了，这事情现在就不是这个样。

我如果那晚退了，现在这条路也许已经塌。

贵的不是话，是那一刻硬下来的心。

过了半月，窑上的赔偿下来三分之一，刘支书去跑了几次，立成没来，派了个小弟来，手里拿着一堆没盖章的白条。

王姐把白条往桌上一丢，“盖章的呢？”

小弟挠头，说，章还没刻下来。

王姐“噗嗤”笑了一下，笑得冷，“你这嘴，真能编。”

事情又卡了一卡。

这时候，我家院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电工，一个是他的父亲。

老人家把烟杆在门槛上敲了两下，说，“二根，娃娃日子我们定了。”

我妈在灶间里“哎呀”一声，出来擦手，笑也不是哭也不是，我爸咳嗽，咳得耳朵里嗡嗡响。

“我们家也不傻。”老人家捻着烟草，“你家这个娃心里有杆秤，我们看得出来。”

我一直扯着的心脏，像终于把一个恶心的倒刺拔出来。

我送他们出去，正走到拐角处，遇见了赵大炮。

他看到我，眼睛里像藏了刀。

“你赢不了我。”他压着嗓子。

我停下来，盯着他，“我也不是要赢你。”

“那你要啥？”

“我要我们村的人，有点脸。”

“脸？能当饭吃？”

“当不了。”我淡淡看他，“可没了脸，总要有人觉得咽不下。”

他哼了一声，甩了甩手，走了。

太阳在这时候出来了一下，在云缝里露个头，又很快藏进去。

一天，午后，王姐在村口大槐树下贴了一张纸，纸上写着“龙湾村侮辱妇女公示办法”，下面密密麻麻，词句有点别扭，但直。

有人围着看，挤来挤去，嘴里“嘁”一声，又挪开。

嘴还是会说话，但会怕纸。

我回到地里，把那些被拱的白菜挑出去，十几筐，堆在田埂边，看着这十几筐我心里不是疼，是想笑。

笑是苦笑，笑我以前以为地里的事只是锄头、汗水和虫子，现在多了嘴，嘴比虫子还咬人。

我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又想起那年手机还是稀罕物，我们村没有一个人有，我只能用力把手攥成拳头，拳头里只有自己的骨头和肉。

第三个月的月底，春兰把最后一笔赔偿拿来，她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一包钱，钱数得整整齐齐。

她把钱递给我，眼睛定定看着我，像在问，你这三个月，累不累？

我接过，没数，“够了。”

她笑了一下，笑得清亮。

“以后别把自己拿来赔。”我轻轻说。

她点头，转身走，走到院门口，她停了一下，“我男人的事，我跟你一起去省里打。”

她话音落地，我的心里亮了一下，又沉。

“嗯。”

她走了，背影在夕阳里被照成金边，像有一圈光。

我靠在门框上，背后是我家的屋，我妈在灶里来回翻锅，锅里香气一阵阵滚出来，裹住我的鼻子。

我爸坐在门槛上，叼着旱烟杆，没有点，烟杆在他嘴里泛冷的光。

我正要进屋，一封信从院墙上被人轻轻放下，落在地上，轻的一声响。

我走过去捡起来，纸封上只写了“你会知道”。

拆开，两张纸。

一张是县法院的传票，上面写着“盗伐林木”几字，案由是我，时间是三天后，地点是县城。

另一张纸，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我在夜里站在门口，春兰站在我床边，抬头看着我，那晚的月光斜斜照进来，照在她的脸上，她的手扶着我的床沿，像下一步就要跨上来。

我的手，伸着，刚好按在她的手背上。

照片的角落，模糊的，不知是一个人的影子，还是一只墙上的蜘蛛。

我拿着两张纸，站在院子里，一阵风穿过，吹动我手里的纸，发出沙沙的声。

我抬头，天色很淡，村里远处有狗叫，近处有鸡扑打翅膀，四周人家的灶头冒烟，烟往上升，升到半空中，被冷风吹散，像我的心，一片一片。

门口，豆腐儿在槐树下跳橡皮筋，唱着童谣，“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她看见我，咯咯笑，“二根叔。”

我笑了一下，笑里有一根刺，刺着我的嘴角。

我把传票折起来，塞进衣兜，把那张照片也折起来，夹在里面。

我抬脚，走向家里，迈过门槛的一刻，我知道，一场比猪拱菜更大的风，正从村外黑压压地压过来。

有人在黑暗里盯着我，盯着我的家，盯着每一个我以为稳固的夜晚。

我在心里慢慢地说了一句，来吧。

来就来，我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