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他将倒闭工厂的旧机器全买下，十年后，博物馆馆长找上门

马秀兰又在骂我了。

她的声音像一把生了锈的锯子，在九二年夏天闷热的空气里来回地拉。

“李卫民！你是不是疯了！”

我没疯。

我只是站在我们棉纺厂那空得能跑马的大门口，看着最后一辆解放卡车把办公桌椅拉走。

空气里弥漫着铁锈、机油和尘土混合在一起的，一种死亡的味道。

这是我们厂“死”了的味道。

我在这里干了二十年，从一个毛头小子，跟着师傅学徒，到全厂数一数二的技术大拿。

现在，厂子没了。

“李卫民！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马秀兰冲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胳膊，指甲掐得我生疼。

我“嘶”了一声，甩开她的手。

“喊什么喊，奔丧呢？”

“我看你就是想让我给你奔丧！”她眼圈红了，声音也带了哭腔，“那点买断工龄的钱，是咱们家最后的底了！小军马上要上初中，哪样不要钱？你倒好，全拿去买那堆破铜烂铁！”

她说的破铜烂铁，正安静地躺在已经人去楼空的车间里。

像一头头死去的钢铁巨兽。

那是我们厂的魂。

从建厂时苏联援助的“老大哥”，到七十年代我们自己仿制改进的“争气机”，再到八十年代末引进的半自动纺纱机，一台台，我都伺候过。

它们的脾气，比我还清楚。

“那不是破铜烂-铁。”我一字一顿地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那是什么？金疙瘩？”马秀兰气得发笑，是那种绝望的冷笑，“李卫民，你清醒一点！时代变了！这些东西，除了当废铁卖，还有什么用？人家厂长巴不得你当这个冤大头！”

我当然知道。

清算资产的王会计昨天拉着我，喝了半斤二锅头，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说：“卫民啊，我知道你对厂子有感情，可这批机器，德国人、日本人来看过，都直摇头。设备太老了，流程也落后，白给都没人要。你把它们当宝贝，人家当垃圾啊。”

他还说：“厂里现在就指着这批废铁的钱，给下岗的兄弟们多发两个月的生活费。你出价比废品站高，厂长当然乐意卖给你。可你图什么啊？”

图什么？

我看着马秀兰那张因为愤怒和不解而扭曲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能告诉她，头天晚上，我梦见我师傅了吗？

他还是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拿着个大扳手，一言不发地擦着那台“老大哥”的机头。

他说：“卫民，人不能忘本。这机器，也是有心的。”

这话太虚了。

说出来，马秀兰能把我当成真正的，直接扭送到医院去。

我只能说点实际的。

“秀兰，你听我说，”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缓和下来，“这些机器，我懂。我能修，能让它们转起来。咱们自己开个小作坊，不比给别人打工强？”

这纯粹是胡扯。

我自己都不信。

就凭这几台连生产线都凑不齐的古董，跟人家南方那些全自动化的新厂竞争？

鸡蛋碰石头。

马秀兰果然不信，她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傻子。

“李卫民，你别在这儿跟我画大饼了。开作坊？电费你出？原料你买？销路你找？咱们家现在连下个月的米钱都快没了！”

她一连串的发问，像机关枪一样。

我被问得哑口无言。

是啊，钱，钱，钱。

从前在厂里，按月领工资，从没为这个发过愁。

现在，天塌了。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说。

“你想？你怎么想？你去抢银行啊？”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引得路过的一些老街坊、老同事都停下来看热闹。

我脸上火辣辣的。

“你小点声！”我低吼。

“我凭什么小点声？你做出这种断子绝孙的事，还不让人说？”马秀兰彻底豁出去了，“大家快来看啊！这就是我们厂的技术大拿李卫民！厂子倒了，他拿着全家的救命钱，买了一堆废铁回家供着！”

我的拳头攥得咯吱咯吱响。

一股火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我想骂人，想动手，想把眼前这个不理解我的女人推开。

可我看着她通红的眼睛，和眼角因为操劳而生出的细纹，心又一下子软了。

她有什么错呢？

她只是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是我，是我这个不合时宜的疯子，在瞎折腾。

“行了，别在这儿嚷嚷了，回家再说。”我拉着她的手腕，想把她拖走。

她死活不走，一屁股坐在了厂门口的马路牙子上，开始嚎啕大哭。

“我这日子没法过了啊！我怎么就嫁了你这么个败家子啊！”

我站在她旁边，像个木桩子。

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像一根根针，扎在我背上。

“这老李，是有点魔怔了。”

“是啊，听说他把给儿子上学的钱都投进去了。”

“唉，可惜了，多好的一把技术，脑子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沾满油污的手。

这双手，能把任何一台机器的毛病摸得清清楚楚。

却理不清自己的生活。

最后，还是我们以前车间的主任，老王，看不下去了。

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卫民，别跟你媳妇置气。她也是为了这个家好。”

然后他又去劝马秀兰：“秀兰啊，你也别哭了。卫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一根筋。他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事已至此，哭也没用，先回家，有话好好说。”

老王在厂里威信高，马秀兰给了他个面子，抽抽搭搭地止住了哭声。

我像个犯人一样，被老王“押”着，马秀兰跟在后面，一路回了家。

我们家住在厂里的家属楼，五楼。

一开门，一股热浪夹杂着饭菜味扑面而来。

儿子李小军正坐在小板凳上，对着一台黑白电视看《新白娘子传奇》，看得入了迷。

看到我们回来，他赶紧站起来，怯生生地喊了声：“爸，妈。”

马秀兰一肚子的火，正好找到了发泄口。

“看什么看！作业写完了吗？就知道看电视！你爸都快把这个家败光了，你还有心思看！”

小军吓得一哆嗦，赶紧关了电视，溜回自己那用帘子隔出来的小房间。

我心里一阵烦躁。

“你冲孩子发什么火！”

“我冲他发火？李卫民，我还没冲你发火呢！你给我说清楚，那堆东西，你打算怎么办？”马秀兰叉着腰，站在客厅中央，像一尊随时要爆炸的雕像。

“我说了，我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啊？你说啊！”

“我……”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是啊，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唯一的本事，就是和机器打交道。

现在，机器没了用武之地，我也成了个废人。

买下它们，可能只是一个废人，想留住自己还没彻底“废掉”的证明。

那晚，我和马秀兰分房睡了。

我躺在客厅的竹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蚊子在耳边嗡嗡地叫，像是在嘲笑我的愚蠢。

黑暗中，我仿佛又看到了车间里的那些机器。

它们巨大的身影，在月光下投下沉默的影子。

我好像听到了它们的心跳。

第二天，我开始着手处理我的“宝贝们”。

我得给它们找个家。

家属楼是肯定放不下的。

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在郊区转悠了好几天。

最后，在城乡结合部，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养猪场。

地方够大，租金也便宜得跟白送一样。

就是那味儿，有点冲。

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精瘦老头，叼着个旱烟袋，眯着眼打量我。

“小伙子，你租这么大地方，干啥？”

“放点东西。”我含糊地说。

“啥东西啊？金贵不？”

“不金贵，一堆铁疙瘩。”

老头吐了个烟圈，笑了：“铁疙瘩？那你可得放好了。这年头，收废品的比耗子还精。”

我苦笑了一下。

交了半年的租金，我那点买断钱，就真的见了底。

接下来是搬运。

这是个大工程。

我没钱请专业的吊装队，只能找以前厂里那帮还没找到出路的兄弟帮忙。

“卫民，你来真的啊？”

“哥几个帮你没问题，可你这图啥呢？”

“你媳妇没跟你闹翻天？”

我给他们一人递上一根大前门，咧嘴笑了笑：“闹翻了，不过没事。哥几个帮帮忙，晚上我请客。”

人都是讲感情的。

尤其是在这种落魄的时候。

一听说我请客，大家也都半推半就地答应了。

我们用最原始的办法，滚木、撬棍、人力推。

那几天，我感觉自己把这辈子的力气都用光了。

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手上、胳膊上，全是划伤和燎泡。

每天晚上回到家，骨头都像散了架。

马秀兰也不骂我了，只是默默地给我打来一盆热水，把饭菜热好。

有时候，我看到她背着我偷偷地抹眼泪。

我知道，她心疼我。

也心疼这个家。

半个月后，最后一台机器，那台巨大的“老大哥”，终于被我们弄进了养猪场。

当它“轰隆”一声落地时，我整个人都虚脱了，直接瘫倒在地上。

兄弟们围着我，一个个累得跟狗一样，却都笑了。

那天晚上，我在养猪场旁边的小饭馆，摆了两桌。

要了最好的酒，最硬的菜。

大家喝得东倒西歪。

老王喝高了，抱着我哭。

“卫民，我知道你心里苦。厂子没了，咱们这些老师傅，就像没根的草。你留下这些机器，是想留个念想，留个根……”

“可是卫民啊，人得往前看。守着这些东西，过不了日子啊！”

我一杯接一杯地灌着酒，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酒是辣的，心是苦的。

那晚之后，我的生活，就分成了两半。

一半，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养猪场里。

我像个虔诚的信徒，每天去“朝圣”。

擦拭机器上的灰尘，给转轴上油，用砂纸一点点打磨掉那些顽固的铁锈。

我甚至还买了一本《金属防腐蚀手册》，学着自己调配防锈漆。

阳光从破了洞的屋顶上照下来，打在那些冰冷的钢铁上，泛起一种奇异的光。

我常常一待就是一天。

不说话，只是干活。

听着砂纸摩擦金属的沙沙声，闻着机油和铁锈混合的味道。

心里，就觉得踏实。

另一半，在喧嚣的市井里。

为了糊口，我在家属楼下支了个摊子。

修自行车，修高压锅，修收音机……

凭着在厂里练就的一手绝活，我的小摊生意居然还不错。

街坊邻居都说：“老李这手艺，没得说！”

马秀兰看我每天能拿回一些零钱，脸色也渐渐好看了些。

她不再骂我，只是偶尔会旁敲侧击地问：“养猪场那边，你还去啊？”

“去，得看着，别让人偷了。”我总是这么回答。

她叹口气，不再多说。

儿子小军，也慢慢长大了。

他有时候会跑到我的摊子前，看我修东西。

“爸，这个齿轮为什么是斜的？”

“爸，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他对我手里的零件，充满了好奇。

但我从来不带他去那个养猪场。

我怕他看到那一堆“破铜烂铁”，会像别人一样，觉得他爸是个傻子。

日子就像那辆二八大杠的车轮，吱吱呀呀，缓慢而沉重地向前滚动。

一年，两年，五年……

九七年，香港回归了。

家属院里，家家户户都在看电视直播。

我和小军挤在邻居家，看得热血沸腾。

马秀兰却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老李，你看人家张婶家，儿子去深圳打工，寄回来的钱，把家里重新装修了，还买了彩电。”

我沉默了。

“还有三楼的赵师傅，盘了个门面做生意，听说一个月能挣好几千。”

我继续沉默。

“老李，”她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恳求，“养猪场那堆东西，要不……就处理了吧？废品站现在收铁，价钱还行。”

我看着她，看了很久。

“秀兰，再等等。”

“还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它们自己烂成一堆泥吗？”她又激动起来。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但我感觉，它们还有用。”

“有什么用？你倒是说啊！”

我说不出来。

那是一种直觉，一种固执的、毫无道理的信念。

那次谈话，又不欢而散。

从那以后，马秀兰开始跟我冷战。

她不再给我洗衣服，做饭也只做她和小军的份。

我成了家里的一个透明人。

我白天在外面修东西，晚上就睡在养猪场。

那里虽然臭，但安静。

我可以和我的机器们待在一起。

我跟它们说话。

“老大哥，你想不想再唱唱歌？”

“争气机，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为了攻克那个技术难关，三天三夜没合眼？”

它们不回答，只是沉默地矗立着。

但我知道，它们在听。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外人看我，是个不务正业的怪人。

家人看我，是个败家子、。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守护什么。

2000年，千禧年。

世界仿佛一下子就变了样。

满大街都是手机、电脑的广告。

我那个修修补补的小摊子，生意也渐渐冷清了。

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收音机换成了VCD。

很多东西，坏了就直接扔，没人再修了。

我感觉自己，和我的那些机器一样，正在被时代淘汰。

一天，小军放学回来，书包往沙发上一扔，闷闷不乐。

“怎么了？”我问他。

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爸，同学问我，我爸是干什么的。”

“你怎么说？”

“我说……你是修理工。”

“没错啊。”

“可他们都笑我。”他低下头，声音很小，“他们说，修破烂的。还说……还说我爸是个捡破烂的疯子，在郊区藏了一大堆垃圾。”

我的心，像被针狠狠地扎了一下。

原来，那些风言风语，已经传到了孩子的耳朵里。

我看着小军，他已经是个半大小子了，眉眼间有我的影子，但眼神里，却充满了我不曾有过的自卑和困惑。

“小军，”我蹲下来，想摸摸他的头，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我看到了自己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

“爸……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他抬起头，眼睛里闪着泪光。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说那是宝贝，他会信吗？

连他妈都不信。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

我守着这堆东西，十年了。

我得到了什么？

妻子的埋怨，儿子的不解，外人的嘲笑。

我失去的，是一个丈夫和父亲应有的尊严。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错了？

第二天一早，我骑着车，去了废品收购站。

老板是个大胖子，正光着膀子，坐在磅秤上喝茶。

看到我，他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大金牙。

“哟，李师傅，稀客啊。怎么，想通了？你那批货，要是肯出手，我给你这个数！”

他伸出五根粗壮的手指。

五万。

十年前，我买下它们，花了两万。

这十年，通货膨胀，废铁价格也涨了不少。

卖掉它们，我能净赚三万。

三万块，在2002年，不是一笔小数目。

可以把家里的房子重新装修一遍，可以给秀兰买她念叨了很久的金项链，可以给小军买一台电脑。

我可以重新变回一个“正常”的丈夫和父亲。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怎么样？李师傅，考虑考虑？”胖老板看我犹豫，又加了一句，“这价钱，整个市里，没人比我更高了。”

我点了点头，声音干涩：“我……我回去想想。”

我魂不守舍地骑着车往回走。

路过市中心广场的时候，我看到一栋正在建设中的大楼。

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工地围墙上挂着巨幅广告：“XX地产，给您一个五星级的家。”

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高楼大厦，取代了低矮的厂房。

闪闪发光的玻璃，取代了布满铁锈的钢铁。

我，和我的机器，真的该退场了。

回到养猪场，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铁门。

一股熟悉的，混合着尘土、机油和铁锈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走到那台“老大哥”面前。

它像一个沉默的老人，静静地看着我。

我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它冰冷的机身。

指尖划过那些熟悉的纹路，那些被我一遍遍打磨光滑的伤痕。

我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十年了。

我第一次为它们哭。

不是因为委屈，不是因为不甘。

而是一种诀别的悲伤。

“对不起了，老伙计们。”我喃喃自语，“我撑不住了。”

我决定了。

卖掉它们。

然后，像个正常人一样，去生活。

我拿出手机——那是我用修东西攒下的钱买的，一部小灵通，信号时好时坏。

我找到了废品站胖老板的电话。

就在我准备拨出去的时候，养猪场的铁门，又“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我以为是房东来收租，不耐烦地回头看了一眼。

门口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我的儿子，李小军。

另一个，是个五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陌生男人。

这身打扮，和这个臭气熏天的养猪场，格格不入。

“爸。”小军怯生生地喊了一声。

我愣住了。

“你怎么来了？这位是……”

“李师傅，您好。”没等小军说话，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就快步走了过来，主动向我伸出了手。

他的手，干净、温暖。

和我的手形成鲜明对比。

“我是省博物馆的，我姓陈，叫陈建国。我们……我们找了您很久了。”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

博物馆？

找我？

我脑子一片空白。

“找我干什么？”

陈馆长没有直接回答，他的目光，已经被我身后的那些机器牢牢吸引住了。

他快步走过去，像是在欣赏什么绝世珍宝。

他扶了扶眼镜，凑近一台织布机，仔细地看着上面的铭牌。

“没错，没错！就是它！‘前进’牌74式织布机！五十年代末，我们省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半自动织布机！天哪，品相居然保存得这么好！”

他又跑到另一台机器前。

“这是……这是‘东方红’牌精梳机！看这个编号，是第一批下线的！我只在档案照片里见过！”

他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型号。

每念出一个，他的声音就更激动一分。

他像一个孩子，闯进了一个巨大的糖果屋。

而我，和我的儿子小军，就这么呆呆地看着他。

小军悄悄地拽了拽我的衣角。

“爸，这人……不会是骗子吧？”

我也觉得像做梦一样。

骗子？

可我有什么值得骗的呢？

骗我这一堆破铜烂铁？

陈馆长在里面转了一大圈，最后，他走回到我面前，激动得脸都红了。

“李师傅！”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您……您简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奇迹？”我还是没反应过来。

“是啊！奇迹！”他用力地点头，“李师傅，您可能不知道，我们省里正在筹建一座工业博物馆，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和展示我们省的工业发展史。我们找遍了全省，那些老国营厂，要么早就把设备当废铁卖了，要么就是七零八落地剩下几个零件。像您这样，成体系、成建制地把一个厂的核心设备完整保存下来的，独一份！您知道吗？这是独一份啊！”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养猪场里回荡。

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炸开。

我……我保存下来的，不是废铁？

是……历史？

“李师傅，这些机器，您……您愿意出让给我们博物馆吗？”陈馆长小心翼翼地问道，生怕我拒绝。

“我们愿意出……出资购买！”他补充道，似乎觉得这样更有诚意。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我身后的那些“老伙计”。

阳光从屋顶的破洞里照进来，在它们身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那一刻，它们仿佛都活了过来。

我突然想笑。

笑自己的愚蠢，笑自己的固执，笑这十年来的辛酸和委屈。

原来，我不是疯子。

我只是，比别人看得远了一点点。

或者说，看得“旧”了一点点。

“爸？”小军又拽了拽我。

他也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他看着那些他以前认为是“垃圾”的东西，眼神里充满了困惑和震惊。

我深吸了一口气，那股熟悉的铁锈和机油味，第一次让我觉得如此香甜。

“陈馆长，”我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它们，不是用来卖的。”

陈馆长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

“李……李师傅，您这是什么意思？价钱……价钱好商量！”

“不。”我摇了摇头，“我的意思是，它们是无价的。”

我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们想要，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

“您说！别说两个，十个都行！”陈馆长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第一，这些机器，不是我卖给你们的，是我‘捐’给你们的。”

陈馆长愣住了。

连旁边的小军都急了：“爸！”

捐？

那可是一大笔钱啊！

我摆了摆手，没理他，继续说：“我不要钱。但是，博物馆必须聘请我，作为这批机器的终身技术顾问。从修复，到布展，再到日后的维护，都必须由我亲自负责，或者在我指导下进行。”

我指着那台“老大哥”。

“它的脾气，只有我懂。哪个螺丝该用多大力气，哪个轴承该上什么油，说明书上可没有。”

“第二，”我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台机器，像是在跟它们告别，“在博物馆里，每一台机器旁边，除了它的型号、历史，还必须有一块牌子，写上当年操作过它的、最优秀的那个工人的名字。”

“比如那台‘争气机’，旁边就要写上我师傅，王海山的名字。没有他，就没有那台机器的国产化。”

陈馆长呆呆地看着我，眼镜后面的眼睛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有震惊，有敬佩，还有一丝感动。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李师傅，我代表省工业博物馆，代表所有致力于保护这段历史的人，感谢您！”

“您的条件，我们不仅全部答应，而且，我们要用最高的规格来办！”

那天，我和陈馆长聊了很久。

从下午，一直聊到天黑。

我给他讲每一台机器的故事，讲它们见证过的辉煌和失落，讲那些和它们朝夕相处的工人们的喜怒哀乐。

小军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听着。

他的眼神，从最初的困惑，慢慢变成了惊讶，最后，变成了一种我从未在他眼中看到过的光。

那是一种，叫做“骄傲”的光。

临走时，陈馆长非要塞给我一个信封。

“李师傅，这不是买机器的钱。这是博物馆预支给您的，第一笔顾问费。您是我们的专家，专家，就得有专家的待遇！”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

送走他们，我捏着那个厚厚的信封，站在养猪场门口，百感交集。

十年。

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我没有急着回家。

我骑着车，去了菜市场。

我买了秀兰最爱吃的烧鸡，买了一条大鲤鱼，还破天荒地买了一瓶她舍不得喝的葡萄酒。

回到家，推开门。

马秀兰正坐在沙发上织毛衣，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还知道回来啊？我还以为你死在那个养猪场了。”她冷冷地说。

我没说话，只是把手里的东西一样样地摆在桌子上。

烧鸡的香味，很快在小屋里弥漫开来。

马秀兰的鼻子动了动，终于抬起了头。

她看到了那瓶葡萄酒，愣了一下。

“你……你发神经了？买这个干什么？”

“今天高兴，喝一杯。”我笑着说。

“高兴？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是废铁卖出去了，还是天上掉馅饼了？”她的话里，依然带着刺。

我把那个信封，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

“秀兰，你打开看看。”

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拿起信封，捏了捏。

她的脸色，微微变了。

她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

一沓崭新的，红色的“老人头”。

马秀兰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她拿起那沓钱，一张一张地数。

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她的手，开始发抖。

“这……这钱……哪儿来的？”她的声音都变了调，“李卫民，你……你不会真的去抢银行了吧？”

我忍不住笑了。

“你看我像吗？”

我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跟她说了一遍。

我讲得很平静，但马秀兰听得，却像是惊涛骇浪。

她的表情，从震惊，到难以置信，再到慢慢地，眼圈红了。

等我讲完，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着我。

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的眼泪，就那么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

她没有嚎啕大哭，只是无声地流泪。

那眼泪里，有激动，有喜悦，但更多的，是这么多年的委屈和愧疚。

“卫民……”她哽咽着，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我对不起你。”

我走过去，轻轻地抱住了她。

“傻瓜，说什么呢。”

她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哭得像个孩子。

这么多年了，我们夫妻俩，从来没有这么紧紧地拥抱过。

那一晚，我们家的灯，亮了很久。

马秀兰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子菜。

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像过年一样，坐在一起，喝着酒，吃着饭。

小军显得特别兴奋。

“爸，那个陈馆长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家那些……机器，真的那么厉害？”

“当然是真的。”我喝了一口酒，感觉全身都暖洋洋的，“它们，是你爸，你爸的师傅，还有成千上万像我们一样的工人，用一辈子心血浇灌出来的。”

“爸，你也是英雄了？”

“我不是英雄。”我摇了摇头，“我只是个看守记忆的人。”

马秀兰在一旁，不停地给我夹菜。

“多吃点，看你瘦的。”

她的眼神，温柔得像水。

第二天，我的“英雄事迹”，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家属院。

“听说了吗？老李家那堆废铁，被博物馆当成宝贝收走了！”

“何止是宝贝！听说还给了好大一笔钱！”

“老李现在是博物馆的专家顾问了！一个月工资好几千呢！”

以前那些对我指指点点的人，现在见到我，都主动地打招呼，脸上堆满了笑。

“李师傅，恭喜啊！”

“老李，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

“我就说嘛，老李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我只是笑笑，不解释什么。

人性如此，我早已看透。

真正让我高兴的，是老王。

他提着两瓶好酒来找我，一进门，就给了我一拳。

“你小子！可以啊！硬是让你给扛过来了！”

我们俩，像年轻时一样，坐在小马扎上，就着一盘花生米，喝了一整夜。

他说了很多，说这些年下岗的兄弟们，有的南下打了工，有的做了小买卖，有的，还在为生计发愁。

“卫民，”他拍着我的肩膀，眼睛发红，“你给咱们这代工人，争了口气啊！”

我知道，他懂我。

这就够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忙碌了起来。

我不再是那个修修补补的街头师傅。

我穿上了博物馆发的工作服，每天准时去“上班”。

上班的地点，还是那个养猪场。

只不过，现在这里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战场。

博物馆派来了一个年轻的技术团队，他们都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他们叫我“李老师”。

一开始，他们对我这个“土专家”，还有些不以为然。

觉得我就是个运气好的老工人。

直到有一次，在修复那台“争令气机”的时候，一个关键的传动部件卡死了。

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查遍了所有资料，都束手无策。

一个年轻工程师甚至提议，用切割机直接切开。

我当时就火了。

“胡闹！这是修复，不是破坏！”

我把他们都赶到一边，自己拿着一把小锤子，一个听诊器，凑到那个部件上。

我闭上眼睛，用锤子轻轻地敲击。

“当……当……当……”

我在听。

听金属内部的声音。

听它的“脉搏”。

这是我跟师傅学的绝活。

足足听了十几分钟，我猛地睁开眼，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用锤子柄，狠狠地敲了一下。

“咔哒”一声。

那个卡死了三天的部件，应声而落。

整个养猪场，鸦雀无声。

那群年轻的工程师，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

从那天起，“李老师”这三个字，他们叫得心服口服。

我把我的手艺，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

我告诉他们，机器是有生命的。

你得尊重它，理解它，才能驾驭它。

修复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

那一年，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每天和机器待在一起，浑身都是油污，但心里，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2003年秋天，省工业博物馆，正式开馆。

开馆那天，我穿上了马秀兰给我新买的西装，打上了领带。

她给我整理着衣领，笑着说：“还挺像那么回事。”

小军也穿上了新校服，站在我旁边，腰杆挺得笔直。

我们一家三口，作为特邀嘉宾，第一批走进了博物馆。

展厅宽敞明亮，灯光柔和。

我的那些“老伙计们”，一排排，整齐地矗立在展厅最中央的位置。

它们被擦拭得一尘不染，在灯光下，闪烁着厚重的光泽。

它们不再是废铁，不再是巨兽的尸体。

它们像一尊尊沉默的雕塑，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每一台机器旁边，都有一个精致的铭牌。

上面写着它的历史，它的功勋。

在“争气机”的旁边，我看到了我师傅的名字——王海山。

在另一台机器旁边，我看到了老王的名字。

还有很多，都是我熟悉的名字。

在展厅的尽头，有一面巨大的照片墙。

上面，是当年棉纺厂的老照片。

有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有技术比武的颁奖合影，有新年联欢会的集体照。

我在其中一张照片里，找到了年轻的自己。

那时的我，穿着工装，咧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眼睛里，闪着光。

照片的旁边，有一段文字介绍。

“李卫民，原省棉纺厂高级技师。在工厂倒闭之际，以一己之力，购下并悉心保存了这批珍贵的工业遗产长达十年之久，为本馆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小军指着那段文字，大声地念了出来。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自豪。

马秀兰站在我身边，紧紧地挽着我的胳膊，眼眶湿润了。

许多当年的老同事，老街坊，也都来了。

他们围着那些机器，感慨万千。

“老李，你真是干了件大好事啊！”

“是啊，看到这些东西，就跟看到咱们的青春一样。”

我站在人群中，看着眼前的一切，恍如隔世。

陈馆长走了过来，递给我一把剪刀。

“李师傅，您是这些机器的守护神。今天的开馆剪彩，理应由您来剪第一刀。”

我愣了一下，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周围一张张期待的脸。

我没有推辞。

我接过剪刀，走到红绸带前。

“咔嚓”一声。

一个时代，落幕了。

另一个时代，被铭记了。

后来，我成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经常会有记者来采访我，也会有学校组织学生来参观，点名要我来讲解。

我还是穿着那身蓝色的工作服，站在机器旁边，给他们讲过去的故事。

讲我的师傅，讲我的同事，讲我们那个火热的年代。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和我儿子小军当年一样的光。

马秀兰彻底成了我的“贤内助”。

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都给我准备好可口的饭菜。

她还学会了上网，帮我查阅各种资料，甚至还申请了一个博客，专门写我和那些机器的故事，取名叫“一个老工人的情怀”。

没想到，居然还吸引了不少粉丝。

儿子小军，高考那年，毅然决然地报考了机械工程专业。

他说：“爸，我想学好本事，以后像您一样，造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有‘心’的机器。”

听到这话的时候，我正在擦拭那台“老大哥”。

我的手，抖了一下。

眼泪，滴落在了冰冷的钢铁上。

我抬头，看着窗外。

城市日新月异，高楼林立。

但我知道，在这片土地的深处，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被忘记。

因为，总有一些像我一样的“傻子”。

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一个民族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