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我借给发小10万块，他消失20年，再见时他已是富豪

1999年，世纪末的夏天，空气里都是躁动不安的甜腻味道。

风扇在头顶有气无力地转着，切不开一屋子的闷热和烟味。

我和陈浩坐在街边的大排档，面前摆着几瓶廉价的啤酒，和一盘炒田螺。

他是我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发小。

字面意义上的。

小时候我家穷，他妈总把陈浩穿小了的衣服给我。有一年冬天，我俩穿着同款的军绿色棉裤，在雪地里滚得像两个泥猴，分不清彼此。

“伟子，”他把杯子里最后一口啤酒灌下去，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亮得吓人，“我要去深圳了。”

我嘬着田螺，含糊地“嗯”了一声。

那个年代，深圳就是个神话，是所有不甘心待在小城里发烂发臭的年轻人的耶路撒冷。

“有个大机会，”他压低声音，身体前倾，一股混着酒精和汗水的味道扑过来，“一个香港老板，搞电子的。芯片，懂吗？未来的玩意儿。”

我不懂。

我当时在一家国营的机械厂当学徒，每天跟扳手和机油打交道。我懂的是哪种螺丝配哪种螺母，怎么听声音就知道机器哪里出了毛病。

“我看了，项目是真的好。就是……”他搓着手，有些犹豫。

我吐出田螺壳，看着他。

“缺一笔启动资金。”

我的心，咯噔一下。

“多少？”我问。

他伸出一根手指头。

我以为是一万。对于刚工作没两年的我们来说，一万已经是个天文数字。

他摇摇头，嘴唇翕动，没发出声音，但口型我看得清清楚楚。

十万。

我手里的田螺“啪嗒”一声掉回盘子里，溅起一点油星。

“你疯了？”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周围几桌的人都朝我们看来。

陈浩的脸涨得通红，一把拉住我，“小点声，伟子，你听我说完。”

他说得天花乱坠，什么信息差，什么风口，什么一年就能翻几番。那些词我听得半懂不懂，但他的眼神我看得懂。

那是饿狼看见肉的眼神。

“伟子，咱俩谁跟谁？这事儿成了，我亏不了你。到时候，你别说在市里买房，你在省城买都行！”

“我上哪儿给你弄十万去？”我泄了气，靠在椅背上。

“叔叔阿姨不是……”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

那十万块，是我爸妈攒了一辈子的钱。是我爸在钢厂的火炉前，用汗水一滴滴换来的；是我妈在纺织厂，吸着棉絮，熬坏了眼睛攒下来的。

那钱，是准备给我结婚，付个首付用的。

我和当时的女朋友小玲，连婚房的户型图都看好了。三室一厅，朝南，有个大阳台。

“那是我爹妈的棺材本。”我的声音很冷。

陈浩沉默了，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烟雾缭绕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们就那么坐着，直到大排档老板开始收摊。

“伟子，”他站起来，把烟头狠狠摁在地上碾灭，“就当我没说。兄弟一场，别因为这个伤了和气。”

他转身要走，背影在路灯下拉得又长又萧索。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小时候。

那年我掉进河里，是他不管不顾地跳下去，把我拖上来的。上来之后，他冻得嘴唇发紫，还咧着嘴冲我笑，说：“怕啥，有我呢。”

“等等。”我鬼使神差地喊住了他。

第二天，我请了一天假。

我跟我爸妈说，厂里有个集资建房的名额，很难得，需要先交十万。

我爸抽着烟，没说话。

我妈一边摘菜一边问：“可靠吗？别是骗人的吧？”

“可靠，厂长牵头的，还能有假？”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

我说谎了。平生第一次，对我最亲的人，撒了一个弥天大V谎。

我爸沉默了很久，最后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你长大了，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钱在柜子里，自己去拿。”

我妈没再说什么，只是晚上吃饭的时候，给我多夹了好几块肉。

我去银行取钱的时候，手都是抖的。

十沓崭新的“老人头”，用牛皮纸包着，沉甸甸的。

我把钱交给陈浩的时候，约在一个人少的巷子口。

他看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包，眼圈红了。

“伟子……”他一把握住我的手，力气大得像是要把我的骨头捏碎，“你放心。一年，最多一年！我连本带利还给你。不，我给你翻倍！”

“不用，”我把手抽回来，“在外面照顾好自己。混出个人样来。”

“一定！”他拍着胸脯，像是在宣誓。

他走了。

坐上南下的绿皮火车，连个头都没回。

我看着那列火车喷着白烟，越开越远，直到消失在地平线上。

心里空落落的。

像是那十万块钱，把我心里的某个部分也一起带走了。

第一个月，陈浩给我来了个电话，报平安。

电话亭里打来的，声音嘈杂，但很兴奋。他说项目已经启动了，一切顺利，让我等他好消息。

第二个月，他又来了一个电话。

说第一批货已经发出去了，香港老板很满意，准备追加投资。

我跟小玲说，快了，陈浩那边顺利的话，我们很快就能买房了。

小玲撇撇嘴，“你就信他吧，那钱扔进水里还能听个响呢。”

第三个月，没有电话。

第四个月，还是没有。

我开始有点慌了。

我打他留下的那个BP机号码，回复永远是“机主不在服务区”。

半年后，我坐不住了。

我跟我爸妈说厂里要派我去深圳出差，然后揣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也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去深圳。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每个人都行色匆匆。

我觉得自己像个土包子，格格不入。

我按着陈浩之前给我的那个模糊地址，在语言不通的城中村里，七拐八拐地找。

最后找到的，是一个早已人去楼空的简陋出租屋。

房东是个本地阿姨，叼着烟，很不耐烦地告诉我，住在这里的几个后生仔，半年前就跑路了。

“欠了三个月房租呢！”她狠狠地吐了口唾沫，“一群扑街仔，看着人模狗样的，没一个好东西！”

我问她，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

“做什么？做梦！”房东阿姨冷笑一声，“天天关在屋里，说什么搞高科技，我看就是搞传销的！被人骗光了钱，跑了呗！”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在深圳街头游荡了两天，像个孤魂野鬼。

最后，钱花光了，只能灰溜溜地回来。

回来后，我大病了一场。

躺在床上，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总能看见陈浩的脸。

时而是小时候他把我从河里拖上来的样子，时而是他拿着钱，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的样子。

两张脸，在我脑子里，来回切换。

病好后，我像变了个人。

话变少了，也不爱笑了。

厂里的师傅都说，张伟这孩子，怎么跟老了十岁一样。

纸终究包不住火。

小玲的父母知道了钱的事，闹上门来。

“十万块！说没就没了？张伟，你当我们家小玲是傻子吗？”她妈指着我的鼻子骂。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啊，我是个傻子。

世界上最大的傻子。

没过多久，小玲跟我提了分手。

很平静。

“张伟，我们算了吧。”她说，“我等不起了。”

我没挽留。

我知道，是我把我们的未来，连同那十万块钱，一起弄丢了。

分手那天，我们把之前一起买的东西分了。

分到那张婚房户型图的时候，她顿了一下，然后递给我，“这个，还是你留着做个纪念吧。”

我接过那张薄薄的纸，感觉有千斤重。

那之后，日子还得过。

我把那张户型图压在了箱底，再也没拿出来过。

我对爸妈坦白了。

我说，集资建房是假的，钱，被我朋友借走，还不上了。

我以为我爸会打我一顿。

或者，至少会骂我一顿。

但他没有。

他只是坐在小马扎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呛人的烟味弥漫了整个屋子。

我妈在旁边，一直掉眼泪。

“我的儿啊，”她哭着说，“你怎么这么傻啊……”

那天晚上，我爸一夜没睡。

第二天早上，他的头发，白了一小半。

他跟我说：“钱没了，可以再挣。人，不能趴下。”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从机械厂辞了职。

我受不了那种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

我用跟亲戚朋友借来的几千块钱，在城西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个五金店。

什么都卖，螺丝钉，水龙头，电线，灯泡。

也什么都修，换锁，通下水道，修家电。

我把自己的生活，拧成了一颗螺丝钉，死死地钉在了这个城市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日子很苦。

冬天，手泡在冰冷的水里修水管，长满了冻疮，又疼又痒。

夏天，顶着大太阳给人家装空调外机，汗水把眼睛都蛰得睁不开。

有一次，从三楼的梯子上摔下来，摔断了腿。

在医院躺了三个月。

那三个月，我想了很多。

想得最多的，还是陈浩。

我恨他。

我恨他骗了我，恨他毁了我的生活，恨他让我爸妈跟着我一起受苦。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甚至会恶毒地想，他是不是已经死在哪个不知名的角落了？

被人骗了，打断了腿，扔在臭水沟里？

想到这里，我又会觉得一阵悲哀。

我宁愿他死了。

因为死亡是一种了结，而背叛，是一根永远拔不出的刺。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

我的五金店，从一个小门面，慢慢变成了两个。

我结了婚，老婆叫淑芬，是隔壁开小饭馆的王婶介绍的。

她不漂亮，也没什么文化，但是个过日子的人。

她不嫌我穷，不嫌我身上总有一股机油味。

她会默默地帮我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干净，会在我深夜回家的时候，给我留一碗热汤。

我们有了一个女儿。

女儿出生那天，我抱着那个软软的小东西，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点实实在在的重量。

我给她取名叫“念念”。

我跟淑芬说，是取“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意思。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念”什么。

日子就像我店门口那条马路，每天车来车往，看着热闹，其实年复一年，没什么变化。

我习惯了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斤斤计较的大妈，蛮不讲理的客户，手头拮据的学生。

我学会了看人脸色，学会了讨价还价，学会了把所有的情绪都藏在一张笑脸后面。

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市井小民。

偶尔，我也会在电视上看到关于深圳的新闻。

看到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看到那些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

我就会想，陈浩，你现在在哪里？

你是不是也在那高楼里的某一间办公室，喝着咖啡，看着楼下像蚂蚁一样的人群？

你会不会，偶尔，也想起我？

想起那个在1999年的夏天，把全家人的希望都交给你的傻子？

二十年。

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我爸妈相继去世了。

我爸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什么话也没说。

但我知道，他心里那个疙瘩，一直没解开。

我把五金店扩大了一些，开了个小小的装修队。

手底下有七八个工人，都是跟我一样，从农村出来，想在城里扎根的人。

我给他们开的工资比别处高一点，管吃管住。

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

女儿念念上了初中，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学习委员。

淑芬的小饭馆生意也还不错。

我们的日子，谈不上富裕，但很安稳。

我已经很少再想起陈浩了。

或者说，我刻意地不去想他。

那十万块钱，像一个沉在河底的铁锚，我的人生之船，早就挣脱了它，驶向了另一片水域。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了。

直到那天。

那天我接了个活，给一个高档小区的新别墅装监控。

别墅区的路很窄，我的那辆破旧的电三轮，吭哧吭哧地往前开。

在一个拐角，一辆黑色的，锃光瓦亮的轿车，毫无征兆地从车库里倒了出来，正好堵住了我的去路。

那车，我叫不上名字，但一看就知道，贵得吓人。

光是那个立起来的小人车标，就比我这三轮车上所有的零件加起来都值钱。

我捏了刹车，心里骂了一句。

有钱人了不起啊，开车不长眼睛。

车窗缓缓降下，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司机探出头，很不耐烦地冲我挥挥手，“喂，让一让！”

我火气也上来了，“路就这么宽，你让我往哪儿让？飞过去啊？”

司机还想说什么，后座的车门开了。

一个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西装，脚上的皮鞋一尘不染，手腕上戴着一块我看不懂但感觉很贵的手表。

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一种久居人上的从容和疏离。

他朝我走过来。

阳光很刺眼，我眯着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走近，我的心跳开始不受控制地加速。

那张脸，既熟悉，又陌生。

岁月的刻刀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有了细纹，脸颊也比记忆中丰腴了一些。

但那双眼睛，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

和二十年前，在大排档里，跟我说要去深圳闯荡的那个年轻人，一模一样。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的手，死死地攥着车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

他也在看我。

他的目光，从我沾着油污的工装，到我满是老茧的双手，再到我那辆破旧的三轮车，最后，落在我脸上。

他脸上的从容和疏离，一点点褪去。

取而代DE是震惊，是错愕，是难以置信。

“伟子？”

他试探地，轻轻地喊了一声。

这两个字，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猛地插进了我尘封了二十年的记忆里，然后狠狠一拧。

所有的愤怒，委屈，不甘，怨恨，在那一瞬间，全都翻涌了上来。

我的眼前，一阵阵发黑。

我没说话。

只是看着他。

陈浩。

你他妈的，还真没死啊。

“真的是你……张伟！”他的声音也有些抖。

他想上前一步，似乎想拍拍我的肩膀，但看到我一身的油污，伸出的手，又尴尬地停在了半空中。

“你怎么……在这里？”他问。

我心里冷笑。

我怎么在这里？

我他妈的也想问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来干活。”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干活？”他愣了一下，随即看到了我三轮车里的工具箱和监控摄像头。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

有惊讶，有同情，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像是尴尬和愧疚的东西。

“上车，”他突然说，拉开了后座的车门，“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我没动。

“不用了，”我说，“我还要赶工。”

“别啊，伟子！”他急了，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二十年了，我们二十年没见了！就当……就当叙叙旧。”

他的手，温暖，干燥，有力。

而我的胳膊，僵硬得像一块铁。

司机在旁边看着，一脸的莫名其妙。

我看着陈浩。

看着他身上那件我一个月工资都买不起的西装，看着他手腕上那块可能比我整个店都值钱的手表。

我想起了我爸临死前，拉着我的手，那双布满老茧，瘦骨嶙峋的手。

我想起了淑芬为了省几块钱，跟菜市场的小贩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

我想起了女儿穿着我给她买的打折运动鞋，开心地在屋里转圈的样子。

二十年。

他用二十年，活成了一个神话。

而我，用二十年，活成了一个笑话。

“好啊，”我突然笑了，“聊聊。”

我把三轮车推到路边锁好，跟着他上了那辆黑色的豪车。

车里的冷气开得很足，真皮座椅散发着一股好闻的皮革味道。

和我身上的汗味、机油味，格格不入。

车子开得很稳，几乎听不到任何噪音。

我和他并排坐在后座，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

谁也没说话。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

这条路，我骑着我的破三轮，走了无数遍。

但坐在这样的车里，感觉完全不一样。

仿佛我熟悉的那个世界，被隔绝在了一层厚厚的玻璃之外。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他终于打破了沉默。

“挺好。”我说。

“结婚了？”

“结了。”

“有孩子了？”

“有，一个女儿。”

“还在……机械厂？”

我转过头，看着他，“早就不在了。”

“哦……”他点点头，“也是，现在国营厂子，都不景气。”

他似乎想找些共同话题，但他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

而我，对他的一切，也同样陌生。

车子停在了一栋摩天大楼的地下车库。

我们坐着专属电梯，直达顶层。

电梯门打开，是一个装修得堪比五星级酒店大堂的前厅。

一个穿着职业套装，非常漂亮的女秘书迎了上来，“陈总，您回来了。”

“嗯，”陈浩点点头，指着我，“这是我最重要的客人，给我泡一壶最好的大红袍。”

“好的，陈总。”女秘书好奇地打量了我一眼，然后恭敬地退下了。

陈浩的办公室，大得像个篮球场。

一整面墙的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风景。

我站在窗前，看着下面密密麻麻的楼房和像甲壳虫一样爬行的汽车。

我的那个小小的五金店，就在那片密密麻麻的楼房里，小得像一粒尘埃。

“坐啊，伟子，别客气。”陈浩指了指窗边那套一看就很贵的真皮沙发。

我没坐。

我转过身，看着他。

“陈浩，”我说，“二十年了。”

“是啊，”他叹了口气，走到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坐下，“二十年，过得真快。”

“那十万块钱，你还记得吗？”我问。

他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

他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记得。”他说。

“我爸妈一辈子的积蓄。”

“我知道。”

“我女朋友，因为这个，跟我分了手。”

“……对不起。”

“我爸因为这个，一夜白了头。”

他的手，夹着烟，开始微微发抖。

“伟子，你听我解释。”

“好，我听着。”我拉过一张椅子，在他对面坐下，“我听你解释，这二十年，你他妈的死到哪里去了！”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

他沉默了很久，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整个办公室里，都弥漫着一股昂贵的烟草味。

他开始讲他的故事。

和我想象的，差不多，又不太一样。

他当年，确实是被骗了。

那个所谓的香港老板，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他们几个怀揣着发财梦的年轻人，凑起来的几十万块钱，不到一个月，就被骗得一干二净。

他没脸回来见我。

也没脸回家。

他说，他当时真的想过死。

从深圳那座最高的楼上，跳下去，一了百了。

但是他不甘心。

他身无分文，在深圳睡过天桥，捡过垃圾，在工地上搬过砖。

最惨的时候，为了一个馒头，跟野狗打架。

后来，他遇到了一个“贵人”，跟着那个人做外贸，从最底层的业务员做起。

喝酒喝到胃出血，陪客户陪到差点过劳死。

他说，有一次在KTV，被一个大老板逼着，从桌子底下钻过去，学狗叫。

他都忍了。

他说，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他要混出个人样来。

他要回来，把我那十万块钱，十倍，一百倍地还给我。

他讲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但我能从他偶尔抽搐的嘴角，和泛红的眼眶里，看到那些故事背后，隐藏的屈辱和辛酸。

女秘书把茶端了进来。

紫砂的茶壶，精致的茶杯，散发着氤氲的热气。

“后来呢？”我问。

“后来，运气好，抓住了几个机会，就起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

我看着他。

看着这个西装革履，坐在豪华办公室里，掌控着一个商业帝国的男人。

我无法把他，和那个在天桥底下跟野狗抢馒头的流浪汉，联系在一起。

时间，的是个可怕的东西。

它可以把一个人，彻底变成另一个样子。

“所以，你现在是有钱了？”我问。

他苦笑了一下，“算是吧。”

“那为什么不回来找我？”我盯着他的眼睛，“你他妈的成了亿万富翁，忘了当年那十万块钱了？”

“没有！我从来没忘！”他激动地站了起来，“伟字，我发誓，我一分一秒都没忘！”

“那为什么不回来？”

“我……”他张了张嘴，又颓然地坐了回去，“我一开始，是没脸回来。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事情越来越多，每天焦头烂额，就……就耽搁了。”

“耽搁了？”我重复着这两个字，觉得无比讽刺，“你知不知道，这二十年，我是怎么过的？”

我没跟他说我摔断腿的事，没跟他说我爸妈是怎么走的，也没跟他说淑芬为了省钱，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年。

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有时候，无声的控诉，比声嘶力竭的呐喊，更让人心碎。

他不敢看我的眼睛。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支票本，和一支看起来就很贵的钢笔。

“伟子，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他刷刷刷地在支票上写下一串数字，然后撕下来，推到我面前。

“这是二百万。我知道，弥补不了什么。就当……就当我这些年，给你的一点利息。”

二百万。

我看着那张薄薄的纸。

上面的那串零，多得我有点数不清。

二百万，我那个小小的装修队，不吃不喝，要干十年，才能挣到。

有了这笔钱，我可以在市中心，买一套大房子。

就是当年我和小玲看上的那种，三室一厅，带大阳台的。

我可以给淑芬买很多很多漂亮衣服，让她再也不用为了几块钱跟人吵架。

我可以给念念报最好的补习班，送她去国外留学。

我可以……

我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

说不心动，是假的。

我只是个凡人。

我辛辛苦苦二十年，活得像条狗。

而他，一张支票，就可以把我这二十年的辛苦，全部抹平，甚至，还绰绰有余。

我伸出手，拿起了那张支票。

我的手在抖。

陈浩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他可能以为，我会感激涕零地收下。

然后，我们之间的这笔烂账，就算清了。

从此以后，他是高高在上的陈总，我是他用钱打发掉的一个故人。

我们之间，再无瓜葛。

我看着支票上的那个名字，“陈浩”。

字迹龙飞凤舞，充满了自信和力量。

和当年，他给我写下的那张歪歪扭扭的欠条，判若两人。

那张欠条，我早就烧了。

在小玲跟我分手的那天晚上。

我看着灰烬在风中飘散，告诉自己，张伟，你的人生，也该翻篇了。

我笑了。

当着陈浩的面，我把那张价值二百万的支票，一点一点，撕成了碎片。

然后，随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陈浩的眼睛，瞬间瞪大了。

“你……你这是干什么？”他失声叫道。

“没什么。”我站起来，整理了一下我那件沾着油污的工装，“陈总，谢谢你的茶。我该去干活了。”

“张伟！”他绕过办公桌，一把拦住我，“你什么意思？嫌少吗？我可以再加！三百万！五百万！你开个价！”

我看着他，觉得他很可怜。

他以为，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他以为，钱可以买回他丢失的二十年，可以买回那份被他亲手埋葬的兄弟情义。

“陈浩，”我平静地说，“你搞错了。”

“二十年前，你跟我借的，是十万块钱。”

“但你欠我的，不止是钱。”

“你欠我一个交代。欠我爸妈一个心安。欠小玲一个未来。”

“你欠的这些东西，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

“当年，我把那十万块钱给你的时候，我给你的，是我对我兄弟，全部的信任。”

“而你，把我的信任，扔在地上，踩得粉碎。”

“现在，你想用钱，把那些碎片粘起来？”

“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我说完，推开他，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

“伟子！”他在我身后喊，“当年的事，是我不对！我认！但是，我真的有苦衷！我真的想过回来找你！”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陈浩，你知道吗？这些年，我最恨你的，不是你没还钱。”

“而是你连一句‘对不起，我失败了’，都没跟我说。”

“你让我像个傻子一样，等了你二十年。”

我走出那栋豪华的大楼，外面阳光灿烂，刺得我眼睛发疼。

我骑上我的破三轮，慢悠悠地往那个别墅区开。

刚才耽误了太久，不知道客户会不会扣我工钱。

我的心里，很平静。

像是打扫干净了一间堆满垃圾的屋子，虽然空了，但是干净了，亮堂了。

晚上回到家，淑芬已经做好了饭。

三菜一汤，都是我爱吃的。

女儿在写作业，看到我回来，开心地喊了一声“爸”。

淑芬走过来，习惯性地帮我拍掉身上的灰尘，“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累坏了吧？快去洗手吃饭。”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为我操劳了十几年的女人。

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纹路。

我突然走上前，一把抱住了她。

“你干嘛呀，”她被我吓了一跳，脸红了，“孩子看着呢。”

“淑芬，”我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闻着她身上那股熟悉的，混着油烟和皂角的味道，“对不起。”

“说什么胡话呢？”她拍着我的背，像在安抚一个孩子，“快吃饭吧，菜都要凉了。”

吃饭的时候，我把今天遇到陈浩的事，跟她说了。

包括那张二百万的支票。

我说得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淑芬听完，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女儿也睁大了眼睛，看着我。

“二百万……你……你给撕了？”淑芬的声音都在抖。

“嗯。”

“你疯了！”她一拍大腿，叫了起来，“张伟，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那是二百万啊！不是二百块！”

“有了那笔钱，咱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念念上大学的钱，咱们养老的钱，都有了啊！”

她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我看着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知道，我没有权利，替她，替这个家，做出这么“清高”的决定。

“妈，”一直没说话的女儿，突然开口了，“别怪爸。”

“我觉得，爸做得对。”

我和淑芬都愣住了，看着她。

“那个人，他欠爸爸的，本来就不只是钱。”女儿的眼神，清澈而坚定，“如果爸爸拿了钱，那我们家，就真的只剩下钱了。”

淑芬看着女儿，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低下头，默默地扒着碗里的饭。

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再提这件事。

但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淑芬已经把早饭做好了。

她给我盛了一碗粥，说：“昨天，是我想岔了。钱没了，咱们可以再挣。人要是没了骨气，就什么都没了。我嫁给你张伟，不是图你有多少钱。”

我看着她，眼眶一热。

我何德何能，能娶到这么好的女人。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依然每天骑着我的破三-轮，穿梭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

装监控，修水管，换灯泡。

只是，偶尔路过那栋摩天大楼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抬头看一眼。

我知道，陈浩就在那最高的地方，看着这个他征服了的城市。

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

那天我正在店里盘货，一辆黑色的奔驰，停在了我的店门口。

车上下来两个人。

一个，是上次那个金丝眼镜的司机。

另一个，我不认识，但看穿着打扮，像是律师。

“张先生，”那个律师模样的男人走进来，递给我一张名片，“我姓王，是陈浩董事长的法律顾问。”

我没接名片。

“有事？”

“陈董委托我，来处理一些……私人事务。”王律师推了推眼镜，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陈董拟定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陈董决定，将他名下‘浩瀚集团’百分之五的股份，无偿转让给您。”

“按照目前的市值，这部分股份，价值约在九千万到一个亿之间。”

我的脑子，又“嗡”的一声。

一个亿。

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已经超出了理解的范围。

它不是钱了，它是一个符号，一个神话。

“我不要。”我说。

“张先生，”王律师似乎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他很有耐心地解释道，“您先别急着拒绝。陈董说了，这不是补偿，也不是施舍。”

“他说，当年，他拿着您的十万块钱，去创办了‘浩瀚’的前身。从法理上讲，您就是最早的天使投资人。”

“这百分之五的股份，是您应得的。”

“他说，他欠你的，还不清。但生意，归生意。这是你应得的回报。”

天使投资人。

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听起来，比“债主”要好听得多。

我看着那份厚厚的协议，沉默了。

“张先生，您只需要在这里签个字，剩下的手续，我们都会办好。”王律师把一支笔，递到我面前。

我没有接。

我抬起头，看着店门口，那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奔驰。

我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在那个闷热的夏天，我和陈浩坐在大排档里。

他喝得满脸通红，拍着我的肩膀说：“伟子，等我发了财，咱们开一家全城最大的五金店！你当老板，我给你打工！”

那时候的我们，多么年轻，多么天真。

我们以为，兄弟情义，比天大。

我们以为，未来，有无限可能。

我笑了笑，对那个王律师说：“你回去告诉陈浩。”

“就说，张伟的五-金店，虽然小，但是，不缺老板。”

王律师愣住了。

他可能从来没见过，有人会拒绝一个亿。

他想再劝我，被我摆手打断了。

“东西拿走，慢走，不送。”

他们走了。

那辆奔驰，很快就消失在了车流里。

店里，又恢复了平静。

只有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高级古龙水的味道。

那天之后，陈浩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也没有再派人来。

我们就像两条相交后，又迅速分开的直线，各自延伸向了无限远的地方。

又过了几年，女儿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

去送她上学那天，我和淑芬，第一次坐了高铁。

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我突然觉得，这二十多年，就像一场漫长的火车旅行。

我错过了很多风景，也经历了很多风雨。

但幸好，我的终点站，有我想见的人，在等我。

女儿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工作。

她很争气，进了一家很大的互联网公司。

有一次，她回来休假，神秘兮兮地跟我说：“爸，我见到那个陈浩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见到的？”

“我们公司跟他们集团有合作，他来我们公司考察。我远远地看了一眼。”

“怎么样？”我问。

“老了挺多，头发都白了。”女儿撇撇嘴，“不过，还是挺有气场的。对了，我还听说了一件事。”

“什么事？”

“听说，他们集团内部，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

“所有叫‘张伟’的求职者，只要通过了第一轮面试，不管能力如何，一律无条件录用，而且薪资待遇，比同级别高百分之三十。”

“公司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都说他们陈董，是不是有个叫张伟的私生子。”

女儿说着，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却笑不出来。

我低下头，喝了一口杯子里的茶。

茶是女儿从北京给我带回来的，很香，但也有点涩。

又过了两年，我和淑芬都退休了。

我把五金店，交给了跟我干了最久的一个徒弟。

我和淑芬，用攒了一辈子的钱，在郊区，买了一套小小的二手房。

房子不大，但有一个小院子。

我在院子里，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花，还有一架葡萄藤。

夏天的时候，我和淑芬就坐在葡萄架下，喝茶，聊天，看天上的云。

日子，过得平静而缓慢。

有一天，我在整理旧物的时候，从箱底，翻出了那张早已泛黄的婚房户型图。

三室一厅，朝南，有个大阳台。

我看着那张图纸，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把它，连同那些早已模糊的，关于青春，关于梦想，关于背叛和怨恨的记忆，一起，扔进了院子里的火盆里。

火苗升起，把那张薄薄的纸，烧成了灰烬。

风一吹，就散了。

就像那从未存在过的二百万，和那从未签下过的，一个亿的合同。

我抬起头，看着西边的天空。

夕阳正缓缓落下，把整个天边，都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

我知道，我的人生，可能永远都达不到陈浩那样的高度。

我这辈子，也就是个开五金店的，修水管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张伟。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我抬起我的手。

手掌上，布满了老茧和伤疤。

这是我这几十年来，用汗水，用坚持，用一颗从未趴下的心，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生活的证明。

它不华丽，甚至有些粗糙。

但它，无比真实。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