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我接手一家倒闭工厂，工人都笑我傻，三年后我们上市了

1995年，我站在那扇锈穿了窟窿的铁门前。

门头上，“红星机械厂”五个褪色的红字，在阴天的光线下像干涸的血迹。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是铁锈、废油和一种类似于植物腐烂的潮气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爸说我疯了。

“二十三万！那是咱家攒了半辈子的钱！你拿去买一堆废铁？”

我没回话。

我只是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散架的大门。

院子里，杂草长得比我都高，几台报废的车床歪七扭八地躺在草丛里，像远古巨兽的骸骨。

几个穿着油腻工作服的男人正凑在一棵大槐树下打牌。

地上全是瓜子皮和烟头。

听到动静，他们懒洋洋地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种长久失业后特有的麻木和审视。

“哟，来新人了？”一个精瘦的，叼着烟的男人开口，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

他是张建国，人称老张，厂里剩下的这批工人里，他是头儿。

“我叫陈风。”我说，“从今天起，我是这家厂子的老板。”

空气安静了大概三秒钟。

然后，是压抑不住的，从喉咙里发出的嗤笑声。

“老板？”老张把手里的牌往桌上一摔，站了起来，绕着我走了一圈。

“毛长齐了没啊，小老板？”

其他人也跟着哄笑起来，那笑声在空旷的厂区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没理他，径直走向最近的一台车床。

机身上积了厚厚一层灰，我用手一抹，露出底下暗绿色的油漆。

德国货，七十年代的，保养得当的话，精度依然吓人。

“还能动吗？”我问。

老张抱着胳膊，靠在树上，像看一个傻子。

“通上电，没准能给你唱首《东方红》。”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我知道，跟他们讲理想，讲未来，都没用。

他们是被现实抽了太多耳光的人，早就没了心气儿。

我从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信封。

“这是拖欠大家三个月的工资。”

笑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我手里的信封上。

老张的眼神也变了，那点嘲讽不见了，多了几分惊疑。

“你哪儿来的钱？”

“我的钱。”我把信封一个个递过去，“张建国，一千二百块。李卫东，一千一百五十块……”

我一个个地喊名字，一个个地发钱。

他们接过信封，下意识地捏了捏厚度，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有惊讶，有怀疑，但更多的是一种久违的踏实感。

钱发完了。

“明天早上八点，开工。”我说完，转身就走。

身后没有一个人说话。

但我能感觉到，那些扎在我背上的目光，已经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

我就睡在厂长办公室那张破沙发上。

沙发的海绵已经烂了，弹簧硌得我背生疼。

我睁着眼睛，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厂区，听着风吹过破窗户发出的呜呜声。

二十三万。

那是我爸妈准备给我结婚买房的钱。

我几乎是连蒙带骗，才从他们手里抠出来的。

我爸气得差点跟我断绝关系。

“你要是把这钱赔光了，就别认我这个爹！”

我真的会赔光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当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厂子，看到那些蒙尘的德国机器时，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呐喊。

它们不该就这么锈死在这里。

它们是工业的骨骼，是有生命的。

我大学读的中文，跟机械八竿子打不着。

但我从小就喜欢拆东西。

收音机，闹钟，自行车，家里的缝纫机……没有我没拆过的。

为此没少挨揍。

高中的时候，我甚至偷偷把学校物理实验室的示波器给拆了，又小心翼翼地装了回去。

老师到最后都没发现。

我对机械有种天生的亲近感。

我觉得我能听懂它们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七点五十。

我站在厂区中央。

一个人都没有。

冷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有点萧瑟。

八点整。

还是一个人都没有。

我心里一点点往下沉。

难道我真的信错了？他们拿了钱就走人，把我这个“小老板”晾在这儿？

八点零五分。

远处传来了自行车链条的哗啦声。

是老张。

他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车骑得歪歪扭扭。

到了我跟前，他把车一扔，从兜里掏出根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

“就你一个人？”他问，吐出的烟雾模糊了他的脸。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我就知道。”他哼了一声，“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

我心里更凉了。

连他都这么说，看来是真没指望了。

“不过，”他话锋一转，“活儿总得有人干。”

他掐了烟，走到那台昨天我看过的车床前，拍了拍机身。

“想让它响，光给钱可不够。”

说着，他从工具箱里翻出扳手和油壶，开始动手了。

我愣住了。

过了一会儿，李卫东来了。

然后是王师傅，刘师傅……

到八点半的时候，昨天领了钱的十二个人，来了八个。

他们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到自己的机床前，开始清理，上油，检查线路。

阳光透过布满灰尘的玻璃窗照进来，形成一道道光柱。

光柱里，无数尘埃在飞舞。

我看着他们佝偻的，却又无比熟练的背影，眼眶突然有点发热。

这就是中国的工人。

他们可以骂娘，可以抱怨，可以对一切都感到失望。

但只要你给他们一点点尊重，一点点希望，他们骨子里的那份责任感，就会重新被唤醒。

老张的技术确实不是盖的。

半天功夫，那台老掉牙的德国车床，就在他手里发出了沉稳而有节奏的轰鸣声。

那声音，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动听的交响乐。

“光响有什么用？”老张擦了把汗，嗓门还是那么大，“没活儿干，就是个烧电的铁疙瘩。”

他说的是实话。

厂子倒闭前，主要是给市里几家大型国企做配套零件。

现在人家早就换了供应商，我们这种小破厂，连门都摸不着。

“我们不给别人做配套。”我说。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看着我。

“我们自己做产品。”

老张又笑了，这次是毫不掩饰的讥笑。

“小老板，你睡醒了没有？我们做什么产品？做螺丝钉吗？你知道开发一个新产品要多少钱？要多少人？要多长时间？”

一连串的问题，像炮弹一样砸过来。

“我们做这个。”

我从包里拿出一卷图纸，在工作台上铺开。

那是我熬了好几个通宵画出来的。

一个结构非常简单的，用于小型食品厂的半自动封装机。

九十年代中期，私营经济开始起飞，特别是食品加工业，遍地都是小作坊。

他们需要设备，但买不起那些大型国企生产的全自动生产线。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老张凑过来看了看图纸，眉头拧成了疙瘩。

“这玩意儿……能行？”

“能不能行，试了才知道。”我说，“孙师傅呢？”

孙师傅，孙广才，是厂里退休的老工程师，七十多岁了，是真正的技术大拿。

当年厂里引进这批德国设备，就是他带的队。

“孙老？早不来厂里了，在家带孙子呢。”李卫东说。

“我有他家地址。”我说，“老张，你跟我去一趟。”

孙师傅家住在一个老旧的家属院里。

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用竹子给孙子扎风筝。

老人头发全白了，但精神矍铄，一双手布满老茧，却异常灵活。

我说明了来意。

孙师傅听完，连连摆手。

“不行不行，我都这把年纪了，折腾不动了。”

“孙师傅，”我把图纸递过去，“您先看看这个。”

他本来不想接，但当他的目光落在图纸上时，眼神就变了。

他拿过图纸，戴上老花镜，看得越来越仔细。

手指在图纸上轻轻地划过，嘴里念念有词。

“这个传动结构……有点意思。”

“这里的凸轮设计，可以再优化一下，能省一个零件。”

“想法不错，年轻人，很大胆。”

他足足看了十分钟，才抬起头。

“这图，是你画的？”

我点了点头。

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

“你小子，不是学机械的吧？”

“中文系。”

他笑了。

“怪不得，敢这么天马行空地想。”

老张在旁边急了。

“孙老，您就给句痛快话，这东西到底能不能搞？”

孙师傅没理他，只是看着我。

“小老板，我跟你去干，可以。我不要工资。”

“那怎么行！”

“你听我说完。”他摆了摆手，“我只有一个条件。这台机器，从设计到零件加工，再到组装调试，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由我亲自把关。你们谁都不能插手，尤其是你，张建国。”

他指了指老张。

“你那套野路子，别给我用在这上面。”

老张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孙老，你……”

“怎么？不服气？”孙师傅眼睛一瞪，“当年你小子因为操作失误，差点报废一台镗床的事，要不要我给你说道说道？”

老张立刻就蔫了，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不吭声了。

我心里乐开了花。

我知道，这事儿，成了。

孙师傅的加入，就像给红星厂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他就是定海神针。

有了他坐镇，整个技术流程就有了主心骨。

我们把厂里最大的一间车间腾了出来，作为研发室。

孙师傅带着两个年轻徒弟，一天到晚泡在里面。

我和老张他们，则负责把厂里能用的机床全部修复、调试好，随时准备加工零件。

剩下的钱不多了。

我算了一下，刨去水电和材料费，最多还能撑两个月。

如果两个月内搞不出样机，我们就得集体喝西北风。

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儿。

厂区里，打牌的没了，闲聊的没了。

只有机器的轰鸣声，和金属碰撞的叮当声。

中午，大家就蹲在车间门口，吃我从外面叫来的盒饭。

五块钱一份，一荤两素，米饭管够。

油水很足。

“妈的，”老张一边扒拉着饭，一边含糊不清地说，“好久没吃过这么带劲的饭了。”

大家都埋头猛吃，没人搭腔。

但我知道，他们心里想的都一样。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种希望。

一种被人当人看，能靠自己双手吃饭的希望。

研发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图纸上的一个线条，落实到零件上，可能就是几百次的尝试。

一个数据的偏差，就可能导致整台机器无法运转。

孙师傅的脾气也上来了。

他本来是个和蔼的老头，那段时间，却像个火药桶，一点就着。

“张建国！我让你车这个轴，你看你车的是什么？粗了两个丝！拿回去重做！”

“李卫东！这个孔的垂直度怎么回事？拿去喂狗吗？”

老张他们被骂得狗血淋头，但谁都不敢还嘴。

因为他们知道，孙师傅是为了大家好。

在技术上，没人比他更懂。

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泡在车间里。

我看着一块块冰冷的钢铁，在师傅们的手里，一点点变成图纸上的模样。

那种感觉，很奇妙。

就像一个生命的孕育过程。

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期待。

一个月后，第一台样机，终于组装完成了。

它静静地立在车间中央，深绿色的油漆在灯光下泛着光。

虽然外形还有些粗糙，焊缝也处理得不够完美。

但在我们眼里，它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怎么看怎么顺眼。

“通电，试机！”孙师傅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我亲自合上了电闸。

电机发出了轻微的嗡嗡声，传送带缓缓转动，机械臂精准地落下，吸盘牢牢吸住一个空塑料袋，然后送入封装口。

加热，封口，切断。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成功了！”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整个车间瞬间沸腾了！

大家互相拥抱着，又蹦又跳。

老张这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眼眶通红，一拳擂在我肩膀上。

“好小子！真有你的！”

孙师傅靠在机床边，摘下老花镜，默默地擦着眼泪。

我看着眼前这台嗡嗡作响的机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第一步。

样机成功了，接下来，就是找客户。

我把目标锁定在城郊的一家大型食品厂，叫“福满多”。

他们是本市的明星企业，产品卖得很好，正准备扩大生产线。

我带着我们封装机的宣传资料，还有一盘录了试机过程的录像带，直接找到了福满多的采购科。

科长姓王，是个四十多岁，戴着金边眼镜的胖子。

他靠在老板椅里，爱答不理地听我介绍。

“红星机械厂？”他扶了扶眼镜，眼神里带着一丝轻蔑，“没听过。倒闭的那个？”

“我们重组了。”我耐着性子说。

“小伙子，不是我瞧不起你。”王科长喝了口茶，“我们福满多的设备，采购的都是上海、广州大厂的产品。你们这种小作坊……呵呵。”

他的意思很明白。

看不上。

“王科长，您连看都没看，怎么就知道我们的不行？”我把录像带推过去，“耽误您五分钟，您看一下我们的机器运行情况。”

他瞥了一眼录像带，没接。

“不用了。我们有我们的采购标准。”他下了逐客令，“我还有个会，你请回吧。”

我被请出了办公室。

站在福满多气派的大楼前，我心里又憋屈又愤怒。

这就是现实。

一个没有名气，没有背景的小厂，想敲开大企业的大门，比登天还难。

我连续去了一个星期。

每天都在采购科门口堵王科长。

他要么说开会，要么说出差，反正就是不见我。

最后一次，他直接让保安把我拦在了大门外。

“陈老板，别来了。”保安大哥还好心，悄悄跟我说，“王科长都发话了，再看到你，就报警说你骚扰。”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福满多进进出出的货车，心里一片冰凉。

难道，真的就这么完了？

我回到厂里，把情况跟大家一说，车间里一片死寂。

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好像又要被浇灭了。

“妈的！”老张一拳砸在工作台上，“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他凭什么看不起我们？”

“就是！我们的机器哪里比他们大厂的差了？”

大家群情激奋。

“都别吵了！”孙师傅发话了，“光骂娘有什么用？人家看不上我们，说明我们自己还不够硬。”

他转向我。

“小陈，你跟我说实话，我们的机器，跟上海货比，到底差在哪儿？”

我想了想，说：“性能上，我们的封装速度比他们慢大概10%，稳定性还需要长时间运行来检验。最大的优势是价格，我们比他们便宜一半。”

“价格优势，在他们眼里，可能就是‘便宜没好货’的代名词。”孙师傅一针见血。

“那我们怎么办？”老张急了。

“既然他不来找我们，我们就让他不得不来找我们。”孙师傅的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芒。

“怎么让他来？”

“做给他看。”

孙师傅的计划很简单，也很“笨”。

我们就在厂区门口，搭一个台子。

把我们的封装机搬上去，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转。

旁边立一块大牌子，上面写清楚机器的性能、参数，还有价格。

“这不是傻吗？”老张第一个反对，“谁会来看啊？”

“总会有人看的。”我说，“我们厂门口就是通往开发区的交通要道，每天车来车往，人流量很大。”

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也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说干就干。

我们连夜搭好了台子，把机器搬了上去。

第一天，围观的人不少。

大多是看热闹的。

“这什么玩意儿？”

“好像是封装机。”

“红星厂不是倒闭了吗？又活了？”

大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但没人上来问。

第二天，人少了一些。

第三天，更少了。

到了第五天，除了我们自己人，几乎没人再往台子那边看一眼了。

厂里的气氛又变得压抑起来。

连最乐观的李卫东都开始唉声叹气。

“老板，这法子，怕是不行啊。”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给机器的传送带上摆上新的塑料袋。

我不信。

我不信好的东西，会永远被埋没。

第七天，转机来了。

那天下午，下着小雨。

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停在了我们厂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人，撑着伞，径直走到台子前。

他盯着我们的机器，看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雨水打湿了他的裤腿，他浑然不觉。

我认出他了。

他是福满多的老板，周福海。

我在财经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走了过去。

“周总？”

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眼神很锐利。

“你是这里的老板？”他问。

我点了点头。

“这机器，你们自己做的？”

“是。”

“运转了多久了？”

“七天，二十四小时不停机。”

他没再说话，又绕着机器走了一圈，时不时蹲下来，看看底部的传动结构，看看焊缝。

他的表情很严肃。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小伙子，有点意思。”他终于开口了，“你们王科长，跟我说你们的机器不行。”

我心里一动。

“他没来看过。”

“我知道。”周福海笑了笑，“他要是来看了，估计这会儿已经被我开了。”

“走吧，去你办公室聊聊。”

我办公室，其实就是那间破烂的厂长室。

我赶紧把沙发上的杂物收拾了一下，给他泡了杯茶。

“周总，我们这儿条件简陋。”

“没事。”他摆了摆手，开门见山，“我需要一百台这样的机器，两个月内，能交货吗？”

一百台？

我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

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能！”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别高兴得太早。”周福海很冷静，“我丑话说在前面。第一，价格，在你现在报价的基础上，再降10%。”

我心里算了算，降10%，我们依然有得赚，而且是大利。

“没问题。”

“第二，质量。我要派我的总工程师，全程驻厂监督。任何一个零件不合格，整批货我全部不要。”

“可以。”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交货期。两个月，一天都不能晚。晚一天，按照合同总价的5%赔付违约金。”

他的条件，非常苛刻。

特别是第三条，简直就是个天坑。

一百台机器，两个月。

以我们现在的生产能力，就算人停机不停，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犹豫了。

“怎么？怕了？”周福海看着我，“机会我给你了，抓不抓得住，看你自己的本事。”

我脑子里飞速地转着。

接，可能是死。

不接，我们现在就得死。

拼了！

“周总，合同我签。”我咬了咬牙，“但我也有个条件。”

“哦？”他有点意外。

“我需要30%的预付款。”

没有预付款，我连买原材料的钱都没有。

周福海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突然笑了。

“你小子，有胆色。”他站起身，“可以。明天你带上公章，去我公司签合同。预付款，合同一生效，三天内到账。”

他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心脏还在怦怦直跳。

我冲出办公室，对着车间大喊。

“我们有订单了！一百台！”

整个厂区，先是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老张他们冲过来，把我高高地抛向空中。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

但狂喜过后，是巨大的压力。

一百台机器，六十天工期。

我们只有十二个工人，十几台半死不活的旧机床。

这仗，怎么打？

当天晚上，我召集所有人开会。

我把情况一说，大家的脸都白了。

“老板，这不是开玩笑吧？一百台？两个月？”李卫东的声音都变了。

“就是啊，我们这几个人，累死也干不完啊。”

“要不，我们跟周总商量商量，把工期延长一点？”

整个会议室，一片唉声叹气。

“都给我闭嘴！”老张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他环视了一圈，眼睛瞪得像铜铃。

“你们还是不是爷们儿？半年前，我们连饭都吃不上，是谁给我们发工资？是谁带着我们搞出新机器？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订单，你们一个个都怂了？”

“这不是怂，老张，这是现实！”

“什么狗屁现实！现实就是，我们要是完不成这个订单，我们就得滚回街上喝西北风！红星厂，就真的死了！”

老张指着我的鼻子。

“小陈老板为了这个厂，把家底都掏空了。他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不怕，我们这帮老骨头怕什么？”

“干！不就是两个月不睡觉吗？老子拼了！”

他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每个人心里的那点血性。

“对！干！”

“拼了！”

“谁不干谁是孙子！”

看着他们一个个涨红的脸，我心里又暖又酸。

“大家听我说。”我示意他们安静。

“光有拼劲还不够，我们得有方法。”

我拿出一张早就画好的排班表。

“从明天开始，我们所有人，分成两班倒。人歇，机器不歇。”

“厂里的旧机床，一部分还能用的，全部修复起来。不够的，我马上去旧货市场淘。”

“人手不够，我马上去招人。老张，李师傅，你们都是老师傅，新人来了，你们负责带。”

“孙师傅，您年纪大了，不用跟我们一起熬夜。您就负责最后的总装和质检，给我们把好最后一道关。”

我的思路很清晰。

时间，设备，人。

这是我们现在最缺的三样东西。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三个短板补上。

第二天，福满多的三十万预付款就到账了。

我拿着这笔钱，感觉像拿着救命的血浆。

我立刻兵分两路。

我带着两个年轻工人，一头扎进了本市最大的工业旧货市场。

那地方，简直就是个工业坟场。

各种报废的，淘汰的机床堆积如山。

我们要做的，就是从这些废铁里，淘出还能用的宝贝。

这活儿，比想象的还累。

我们每天在废铁堆里爬上爬下，弄得一身油污，跟叫花子一样。

有时候为了一个还能用的齿轮，能跟老板磨上半天。

我的中文系知识完全用不上，全靠我从小拆东西积累的经验，和老张他们教我的一些诀窍。

看磨损，听声音，检查关键部位的形变。

一个星期下来，我瘦了十斤。

但也淘回来了五台车床，三台铣床，还有一台我们急需的龙门刨。

虽然都是些老家伙，但经过孙师傅和老张他们的巧手修复，竟然都能重新焕发生机。

另一边，招工也在同步进行。

我在厂门口贴了招聘启事。

没想到，来应聘的人络绎不绝。

很多都是以前红星厂的老工人。

他们听说厂子活了，还有了大订单，都想回来。

“小陈老板，我们不要高工资，只要有口饭吃，有活儿干就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说。

我看着他们一张张朴实而渴望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我全收了。

不到十天，我们的工人队伍就从十二个人，扩充到了五十多人。

整个红星厂，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车间里，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

机器的轰鸣声，金属的切削声，锤子的敲击声，工人的号子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曲激昂的，属于工业时代的乐章。

福满多派来的总工程师叫刘工，是个很严谨的德国式人物。

他每天拿着游标卡尺和图纸，在车间里转悠。

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一点点瑕疵，哪怕不影响使用，他都会毫不留情地标上红色记号，要求返工。

一开始，老张他们很不服气。

“这德国鬼子也太较真了！就差这么一根头发丝的距离，有影响吗？”

“是啊，以前我们给国企做配套，精度差半毫米都算合格品。”

我把他们叫到一起，开了个会。

“我知道大家有怨气。”我说，“但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能拿到福满多的订单？不是因为我们便宜，是因为周总看到了我们身上那股‘较真’的劲儿。”

“我们现在做的，不仅仅是一百台机器。我们是在做‘红星’这两个字的招牌。”

“刘工不是在为难我们，他是在帮我们。他在用德国人的标准，帮我们打造一个全新的红星厂。”

我的话，让他们沉默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抱怨刘工了。

大家甚至开始主动找他，请他帮忙检查零件。

“刘工，您看我这个轴，精度怎么样？”

“刘工，这个焊缝，您看行不行？”

刘工脸上的表情，也从一开始的严肃，慢慢变得柔和。

有一次他跟我说：“陈老板，你的工人，很了不起。”

生产步入正轨，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我们的一个核心部件，一种特种合金的凸轮，自己厂里加工不了，需要从外地采购。

我联系了之前一直合作的一家供应商，在无锡。

结果对方告诉我，没货。

“怎么会没货？我上个月问你们，还说库存很足。”

“不好意思啊陈老板，最近有家大厂把我们的库存全包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大厂？

我立刻想到了一个人。

东方机械厂的李厂长。

之前我们和福满多竞争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对手。

我托人打听了一下，果然是他。

他不仅买断了无锡那家厂的库存，还跟周边几家能生产这种凸輪的厂家都打了招呼。

意思很明确，就是要卡死我们。

这招，太毒了。

没有这个凸轮，我们的封装机就是一堆废铁。

交货期一天天逼近，我们已经生产出了一半的零件，就等这个凸轮来组装。

老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个姓李的，太不是东西了！这不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老板，要不，我们换种材料试试？”一个年轻技术员提议。

孙师傅立刻否定了。

“不行！图纸上设计的材料和热处理工艺，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换了材料，整个机器的动力曲线和耐用性都会出问题。这是砸我们自己的招牌！”

所有人都没辙了。

车间里，一片死寂。

难道我们辛辛苦苦这么久，最后要栽在这么一个小小的零件上？

我不甘心。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翻着各种机械手册和材料词典，希望能找到替代方案。

一直到深夜，我几乎要放弃了。

我随手拿起一本介绍国外先进机床的旧杂志，是我从旧货市场淘来的。

翻着翻着，一篇文章吸引了我。

介绍的是一种叫“粉末冶金”的技术。

通过将金属粉末在高压下压制成型，再进行烧结，可以制造出形状复杂，性能优异的零件。

而且，生产效率很高。

我眼睛一亮。

我们自己加工不了，买又买不到，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做？

我立刻拿着杂志去找孙师傅。

他当时已经睡了，被我从床上拽了起来。

他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文章，眉头紧锁。

“粉末冶金……这个技术，我听说过。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厂也想搞，但设备和技术都不成熟，后来就放弃了。”

“那现在呢？”我急切地问。

“现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我们没有设备，也没有懂这个技术的人啊。”

“设备可以想办法，人呢？”

“我想想……”孙师傅沉思了很久，“以前我们厂里，有个叫钱教授的，是专门从研究所请来搞这个的。后来项目下马，他就回北京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联系上。”

北京？钱教授？

这就像大海捞针。

但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从孙师傅那里要来了钱教授可能在的研究所的名字，第二天就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

我没心情看天安门，下了火车，直奔那家研究所。

门卫根本不让我进。

我只能在门口死等。

从早上等到晚上，研究所的人都走光了，也没见到一个姓钱的教授。

第二天，我继续等。

第三天，我还在等。

我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喝凉水。

到了第四天下午，我几乎要绝望了。

一个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老人从研究所里走出来。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冲了上去。

“请问，您是钱教授吗？”

他愣了一下，扶了扶眼镜。

“我姓钱。你找我？”

我当时激动得差点哭出来。

我语无伦次地把我们厂的情况，我们的困难，还有我的想法，全都跟他说了。

他很耐心地听着，没有打断我。

听完后，他沉默了很久。

“年轻人，你的想法很大胆。”他说，“但是，粉末冶金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设备，模具，粉末配方，烧结工艺……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大难题。”

“钱教授，我们没有退路了。”我看着他，眼神里满是恳求，“求求您，帮帮我们。”

他看着我，这个在研究所门口等了四天的，像个乞丐一样的年轻人。

他叹了口气。

“我跟你走。”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过，我年纪大了，只能做技术指导。具体的操作，还得靠你们自己。”

“没问题！只要您肯来！”

就这样，我把钱教授“请”回了我们的红星厂。

钱教授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一来，就列出了一张设备清单。

“我们需要一台压力机，至少三百吨。还需要一台烧结炉，最高温度要能达到一千三百度。”

三百吨的压力机！

这东西，就算在旧货市场也找不到。

新的，我们根本买不起。

怎么办？

“自己造！”孙师傅和钱教授一合计，竟然得出了这么一个疯狂的结论。

“我们厂里那台最大的水压机，改造一下，应该能达到要求。”

“烧结炉，我们可以用耐火砖自己砌。关键是温控系统。”

那段时间，整个红星厂，都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

钱教授和孙师傅，带着一帮技术骨干，天天画图，计算，争论得面红耳赤。

我和老张他们，就负责把他们的想法变成现实。

没有龙门吊，我们就用土办法，搭架子，用葫芦吊。

没有精密的仪器，孙师傅就用他那双老手，和几十年的经验来找平。

半个月后。

一台奇形怪状的，由旧水压机改造而成的压力机，和一座用耐火砖砌成的烧结炉，竟然真的在我们手里诞生了。

试机那天，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

当第一块压制成型的凸轮毛坯从模具里取出来时，所有人都欢呼了。

但这只是第一步。

更关键的是烧结。

温度，时间，气氛，任何一个参数不对，都会前功尽弃。

我们失败了一次又一次。

烧出来的零件，要么变形，要么开裂，要么性能不达标。

眼看着离交货期只剩二十天了。

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钱教授和孙师傅，更是几天几夜没合眼，眼睛里全是血丝。

他们不断地调整配方，修改工艺参数。

终于，在第二十次试验的时候。

当零件从烧结炉里冷却取出，经过刘工用专业仪器检测后。

他朝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合格！所有性能指标，全部超过了德国原厂标准！”

那一刻，整个车间，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

下一秒，是震耳欲聋的狂欢。

我们成功了！

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打破了封锁，造出了自己的核心零件！

接下来的二十天，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五十多个工人，两班倒，机器二十四小时不停。

组装车间里，一台台崭新的封装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组装起来。

最后一天，当最后一台机器完成调试，贴上合格证的时候。

距离合同规定的交货期，还剩下不到三个小时。

所有人都累瘫了。

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车间的地板上，脸上身上全是油污，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

我看着这壮观的一百台机器，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厂区里，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我知道，我们打赢了这场仗。

周福海亲自来验货。

他带着他的团队，一台台地检查，测试。

最后，他走到我面前，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小陈，我没看错你。”

他当场签了验收单，并且把剩下的70%货款，全部结清了。

不仅如此，他还当场宣布，福满多后续所有的设备采购，红星厂都是第一优先级的供应商。

消息传开，整个行业都震惊了。

东方机械厂的李厂长，听说我们不仅按时交了货，还自己搞出了粉末冶金技术，据说当场就把办公室的茶具给砸了。

不久之后，他就因为经营不善和一些经济问题，被免职了。

红星厂，一战成名。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我们再也不用去求爷爷告奶奶地找客户了。

客户都是排着队，拿着现金来我们厂里等货。

我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我把赚来的第一桶金，大部分都投了进去。

更新设备，引进德国最先进的加工中心。

扩建厂房，建立现代化的生产线。

成立研发中心，由钱教授和孙师傅挂帅，每年投入不低于销售额10%的研发经费。

我们的产品，也从单一的封装机，扩展到整个食品加工生产线的全套设备。

老张，成了我们的生产副总。

他虽然还是那副大嗓门，但穿上了西装，打上了领带，也像模像样了。

他说他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还能当上“总”。

厂里的老工人们，都成了股东。

年底分红的时候，他们拿着厚厚的钞票，手都在抖。

“小陈老板，不，陈总，”一个老师傅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我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谢谢你，是你给了我们尊严。”

我拍了拍他的手。

“不是我给的，是咱们自己挣的。”

1998年，也就是我接手红星厂的第三年。

红星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敲响了上市的钟声。

那天，我特意把孙师傅，钱教授，还有老张他们都请到了现场。

当我拿起那个小锤子，敲响铜锣的那一刻。

台下，闪光灯亮成一片。

我的脑海里，却浮现出三年前的那个阴天。

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门，那个长满荒草的院子，还有老张他们那一张张麻木而嘲讽的脸。

“毛长齐了没啊，小老板？”

我笑了。

我转过身，看到老张，这个五十多岁的汉子，正站在人群里，哭得像个孩子。

是啊。

当初，他们都笑我傻。

现在想想，我可能就是有点傻。

但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或许就是需要一点傻气，才能坚持到底吧。

我看着台下那些鲜活的面孔，看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红色数字。

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属于红星厂，也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