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我把座位让给孕妇，她老公却嫌我多事，10年后医院再见

1996年。

夏天。

知了在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上，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叫唤，叫得人心头发慌。

那辆12路公交车，像个快要散架的铁皮罐头，在柏油马路被晒得快要融化的时候，晃晃悠悠地靠了站。

车门“嘎吱”一声打开，一股热浪混着人肉味儿和劣质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陈辉，二十四岁，是红星机械厂的一名技术员，刚加完班，衬衫的后背已经湿透了，黏在身上，说不出的难受。

我从人群里挤了上去，像一条缺水的鱼终于找到了水坑。

运气不错，居然在后门附近，抢到了一个单人座。

我一屁股坐下，长长地舒了口气，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车里塞得满满当登，连个落脚的地方都快没了。售票员扯着嗓子喊：“往里走！往里走！后面还有人上不来！”

没人动。

动不了。

我靠着窗，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心里盘算着，回去得先冲个凉水澡，再从冰箱里拿出半个冰西瓜。

生活，有时候就指着这点念想。

车子又到了一站。

上来一对夫妻。

男的穿着一件崭新的“老人头”T恤，手腕上戴着一块明晃晃的“金表”，腰间的BB机格外显眼。他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护着身边的女人。

我抬头。

一个孕妇。

肚子高高隆起，像是在T恤底下藏了个饱满的西瓜。她的脸因为闷热和拥挤，涨得通红，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手扶着栏杆，随着车子的晃动，站得有些吃力。

我几乎是本能地站了起来。

“大姐，您坐这儿吧。”我指了指我的座位。

那个年代，给老弱病残孕让座，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我爸妈从小就这么教我，厂里的师傅们也都是这么做的。

孕妇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有些不好意思：“哎呀，小伙子，太谢谢你了，这……”

她话没说完，旁边的男人却开了口。

他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让人很不舒服的腔调。

“用你多事？”

我一下就懵了。

我看着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那男人没看我，而是拉着他老婆，一脸不耐烦地说：“坐什么坐，下一站就到了，娇气什么。”

孕妇的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耳根，她拽了拽男人的衣角，小声说：“人家小伙子好心……”

“好心？”男人嗤笑一声，斜着眼睛瞥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自量力的傻子，“我老婆我不知道心疼？非得让你个外人来献殷勤？怎么着，想表现自己有素质？”

我的血，“嗡”地一下就冲上了头顶。

我二十多年的人生里，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我让个座，怎么就成了献殷勤？怎么就成了多事？

车里本来嘈杂，他这几句话一出，周围瞬间安静下来，好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们这边。

我的脸火辣辣地烧。

那不是害羞，是愤怒，是被人当众羞辱的难堪。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都快嵌进肉里。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说话呢？”我忍不住了，“我给大姐让个座，有错吗？”

“没错，”男人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但我们不需要。懂吗？不需要。”

他把“不需要”三个字咬得特别重，像是在吐一口痰。

孕妇急得快哭了，一个劲儿地拉他：“高健，你少说两句！”

“我少说两句？”叫高健的男人声音大了起来，“本来就屁大点事，非得搞得人尽皆知。站一下怎么了？当年你妈怀你的时候，还下地干活呢！现在的人，就是金贵。”

他这话，明着是说他老婆，实际上，每个字都像巴掌一样扇在我脸上。

周围有人开始小声议论。

“这男的怎么这样啊……”

“小伙子好心没好报。”

“看他那穿戴，像个老板，脾气倒不小。”

高健听到了，非但不收敛，反而更得意了，他挺了挺胸膛，下巴抬得老高，仿佛在用全身宣告：我就是有钱，我就是牛，你们这帮挤公交的，都得看着我。

我死死地盯着他，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我想骂人。

我想揍他。

但最终，我什么也没做。

我只是把头扭向窗外，看着那些模糊的树影，感觉眼睛发酸。

那个空出来的座位，就那么一直空着。

孕妇尴尬地站在旁边，不敢坐。高健则像个得胜的将军，一脸傲慢。

一站路，感觉比一个世纪还长。

“叮——”

下一站到了。

高健拉着他老婆，从我身边挤了过去，下车前，他又轻飘飘地扔下一句话。

“穷讲究。”

车门关上。

我看着他们下车，高健招手拦了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殷勤地给老婆打开车门。

车子绝尘而去。

我站在那个空荡荡的座位旁边，像个傻子。

售票员大姐看不下去了，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别往心里去，什么人都有。坐下吧。”

我摇摇头，没坐。

那个座位，像一个无声的嘲讽，硌得我心里生疼。

那天晚上，我没吃下西瓜。

洗完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高健那张轻蔑的脸，和他那句“穷讲究”。

我哪里穷了？

我是国营大厂的技术员，一个月工资三百多，奖金另算，在同龄人里，算不错的了。

我哪里讲究了？

我只是做了件我觉得应该做的事。

可为什么，最后错的好像是我？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从那天起，“高健”这个名字，和那张脸，就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符号。

他代表着那种我无法理解，也极其厌恶的人：有点小钱就不可一世，把别人的善意踩在脚下，用践踏别人的尊严来彰显自己的优越。

接下来的几年，中国像一辆失控的列车，疯狂地向前冲。

BP机换成了摩托罗拉的翻盖手机。

夏利出租车渐渐被桑塔纳取代。

我所在的红星机械厂，没能跟上这趟列车。

1998年，厂子效益急转直下，开始拖欠工资。

1999年，宣布破产重组。

我和几千名工人一起，领了一笔微薄的遣散费，成了一个时髦的名词——下岗工人。

那天，我拿着那几千块钱，站在已经锈迹斑斑的工厂大门口，心里空落落的。

我爸妈愁得整夜睡不着，我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婆，林晓，却很平静。

她拉着我的手说：“陈辉，没事，你技术那么好，饿不死的。大不了，我们自己干。”

自己干。

说得容易。

那段时间，我像个无头苍蝇，到处找工作。

但人家一看我的档案，国企出来的，三十岁了，都摇摇头。

他们要么想要更年轻、更便宜的，要么觉得我们这种人，手脚慢，思想僵化。

我尝尽了白眼和冷遇。

有好几次，面试完回家的公交车上，看着拥挤的人群，我都会没来由地想起高健。

我想象着，他现在应该更有钱了吧。

开上更好的车了，住上更大的房子了。

像他那样的人，总是能混得风生水起。

而我呢？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失败者。

那种无力的愤怒和不甘，又会像当年在12路公交车上一样，把我淹没。

是林晓把我从那种情绪里拽了出来。

她拿出我们准备结婚的全部积蓄，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凑了三万块钱。

“陈辉，”她把钱拍在我面前，“别找了。我们在电子城租个小铺子，就开个电器维修店。你不是最会修那些东西吗？”

我看着她熬得通红的眼睛，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一个大男人，最后要靠女人来撑腰。

我心里又酸又涩，但更多的是感动。

2000年，千禧年。

我的“辉煌电器维修”在电子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开张了。

铺子很小，只有十来个平方，除了我和林晓，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

一开始，根本没生意。

我每天坐在店里，从天亮等到天黑，有时候一天都开不了张。

电子城里龙蛇混杂，旁边的同行看我的眼神，都带着一丝戒备和排挤。

我学着给过路的人发传单，学着陪笑脸，学着把“师傅，进来看看”说得无比自然。

我放下了国企技术员那点可怜的骄傲，把自己彻底扔进了市井的油锅里，反复煎熬。

有一次，一个客户拿来一台进口的CD机，说是读不了碟。

那是个大老板，脖子上挂着小拇指粗的金链子，说话口气很大。

我检查了一下，是激光头老化了，需要更换。

我报了价，三百块。

那老板眼睛一瞪：“三百？你怎么不去抢？我买个新的才多少钱！”

我说：“大哥，这是进口原装的激光头，进价就二百多，我只挣你几十块手工费，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放屁！”他一拍桌子，“我看你就是个骗子！想宰我？”

他的样子，和当年的高健，几乎一模一样。

那一瞬间，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全部涌了上来。

我差点就要把手里的螺丝刀扔过去。

但林晓从后面死死地抱住了我。

她在我耳边说：“陈辉，别冲动，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

我深吸一口气，再吸一口气。

最后，我对着那个老板，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大哥，您要是不信，可以去别家问问。我给您把机器装回去。”

那老板骂骂咧咧地走了。

那天晚上，我关了店门，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抽了一整包烟。

林晓默默地陪着我，什么也没说。

烟雾缭绕中，我又想起了高健。

我想，如果当年在公交车上，我不是一个国企员工，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一个为了几十块钱手工费点头哈腰的小老板，他是不是会更加看不起我？

“穷讲究。”

这三个字，像一个魔咒，时不时地就会在我脑子里响起。

它提醒着我，我有多失败。

但生活，不会因为你的自怨自艾而停下。

第二天，我还是得开门，还是得笑脸迎人。

慢慢地，靠着扎实的技术和实在的收费，我的小店有了回头客。

“小陈师傅手艺好，人也老实。”

“坏了的东西，别家都说得换，他捣鼓几下就能修好，还便宜。”

口碑，就这么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

生意渐渐走上正轨。

2002年，我和林晓结了婚，没有办什么像样的婚礼，只是请亲戚朋友吃了个饭。

2003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陈诺，一诺千金的诺。

儿子的出生，让我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几百斤。

我不再有时间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我每天睁开眼，就是房租、水电、奶粉钱。

我拼了命地干活，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除了吃饭，几乎不休息。

林晓心疼我，劝我别那么拼。

我说：“我不拼，谁养活你们娘儿俩？”

生活把我打磨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

我关心柴米油盐，关心市场的行情，关心今天赚了多少，明天又能赚多少。

那个曾经在公交车上，因为一句“穷讲究”而愤怒得浑身发抖的青年，好像已经死了。

有时候夜深人静，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儿，我也会问自己，陈辉，你现在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吗？

没有答案。

我只知道，我必须这么活下去。

我的维修店，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我不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雇了几个师傅，我主要负责进货和管理。

我们买了房，虽然不大，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买了车，一辆二手的捷达，出门进货方便，周末还能带老婆孩子去郊区转转。

在别人眼里，我陈辉，算是混出头了。

从下岗工人，变成了小老板。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其中的每一步，走得有多艰难。

我变得越来越沉默，也越来越现实。

我对人，总是先存着三分戒心。

我不再轻易地相信什么“好心有好报”。

我只相信，钱不会骗人，握在手里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

那个叫高健的男人，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了。

他就像我青春期里一个尴尬的梦，醒了，就忘了。

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我错了。

生活，有时候比任何小说家都更会编排戏剧性的情节。

那是2006年，又是一个夏天。

距离那次公交车上的相遇，整整十年。

我的儿子陈诺，三岁了，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

那天下午，他突然发起高烧，三十九度五，吃了退烧药也不管用，整个人蔫蔫的，像棵被霜打蔫了的白菜。

林晓急得直哭。

我当机立断，抱着儿子，开上我那辆破捷达，直奔市里最好的儿童医院。

医院里，永远都是这副景象。

拥挤的走廊，焦急的家长，孩子的哭闹声，医生护士匆忙的脚步声，混合着一股浓浓的消毒水味。

挂号，排队，看诊。

医生说是病毒性感染，有点严重，建议住院观察。

“没床位了。”护士长头也不抬地说，“你们先在急诊输液，等有床位了再通知你们。”

急诊输液室，更是人满为患。

我们好不容易才在走廊的加床上，找到了一个位置。

我抱着昏昏沉沉的儿子，林晓跑前跑后地去拿药、打水。

看着儿子通红的小脸，和手背上扎着的留置针，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紧紧地揪着，又疼又无力。

这时候，什么老板，什么钱，都他妈是狗屁。

我宁愿用我所有的一切，去换我儿子的健康。

输液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时间，也一分一秒地流逝。

我抱着儿子，一动不敢动，生怕弄疼他。

我的胳膊麻了，腿也麻了。

林晓让我换换手，我摇摇头。

就在我感觉自己快要僵住的时候，旁边传来一阵压抑的争吵声。

“……都跟你说了，这个月的钱还没凑齐，你让我去哪儿弄？”一个男人沙哑着嗓子，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绝望。

“那怎么办？医生说了，今天再不续费，就要停药了！小宝的命，你不管了吗？”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尖锐而无助。

“我怎么不管了？我他妈天天在外面求爷爷告奶奶，我把脸都丢光了，你以为我容易吗！”男人低吼道。

“你吼什么！你有本事去外面吼，去跟那些欠你钱的人吼啊！你跟我吼有什么用！”

“我……”男人说不出话了，只剩下沉重的喘息声。

我下意识地朝他们那边看了一眼。

这一眼，我的瞳孔瞬间收缩。

那个男人。

虽然瘦得脱了相，两颊深陷，眼窝发黑，头发也花白了不少。

但那张脸的轮廓，我化成灰都认得。

高健。

真的是他。

他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脚上是一双沾满泥点的布鞋。

当年那个穿着“老人头”，戴着“金表”，不可一世的男人，此刻，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垂着头，满脸的颓唐和落魄。

他旁边的女人，应该就是他老婆。

十年过去了，她也老了很多，眼角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但眉眼间，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模样。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十年。

整整十年。

我无数次想象过我们再次相遇的场景。

或许是在某个高档餐厅，他搂着年轻的姑娘，对我投来轻蔑的一瞥。

或许是在某个十字路口，他开着豪车，从我这辆破捷达旁边呼啸而过，溅我一身泥水。

我甚至想过，如果我发达了，开着比他更好的车，住着比他更大的房子，在他面前，找回当年的场子。

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地方，再次相遇。

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有震惊，有错愕，有……一丝隐秘的快意。

看，老天是公平的。

当年你那么嚣张，现在呢？

还不是跟我一样，为了孩子的病，在医院的走廊里，像条狗一样煎熬。

我甚至有一种冲动，想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用他当年的语气对他说：“怎么了？这点钱都拿不出来？穷讲究。”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因为我看到了他身边的那个孩子。

躺在另一张加床上，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戴着一顶帽子，帽子底下是光秃秃的头皮。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干裂，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床头的病历卡上，我隐约看到了两个字：白血病。

我的心，猛地一沉。

那丝快意，瞬间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我看着那个孩子，再看看怀里只是发烧的儿子，突然觉得，自己是何其幸运。

他们的争吵还在继续，但声音已经小了很多，变成了压抑的抽泣和无奈的叹息。

“我再去求求张总，看他能不能先借我点……”高健哑着嗓子说。

“求？你都求了多少次了？人家现在电话都不接你的了。”他老婆绝望地说。

“那我也得去试试……不然……不然小宝怎么办……”

高健站起身，脚步踉跄地朝走廊尽头走去。

他从我身边经过，没有看我一眼。

他的背，佝偻着，像被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垮了。

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混杂着汗味、烟味和绝望的味道。

这还是当年那个高健吗？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

林晓回来了，她手里拿着缴费单。

“老公，我去把住院费先交了，你在这儿看着诺诺。”

我点点头，目光却还追随着高健远去的背影。

“你看什么呢？”林晓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没什么。”我收回视线，摇了摇头。

我没告诉林晓。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说我遇到了十年前羞辱我的那个男人？说他现在落魄了，儿子得了重病？

说出来，又能怎样呢？

显得我幸灾乐祸？还是同情他？

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心情。

高健的妻子，那个叫李芳的女人，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默默地垂着头，用手绢擦着眼泪。

她面前的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半缸子白开水，旁边是一个塑料袋，装着两个已经冷掉的馒头。

那就是他们的午饭。

我看了看林晓给我买来的，还冒着热气的排骨米饭，突然觉得，一点胃口都没有。

“老公，你快吃啊，冷了就不好吃了。”林-晓催促道。

我把饭盒推给她：“你先吃吧，我看着诺诺。”

下午，诺诺的烧退了一点，在我的怀里睡着了。

我终于可以稍微活动一下僵硬的身体。

我把儿子小心翼翼地交给林晓，自己站起来，在走廊里慢慢地踱步。

我又看到了高健。

他回来了，脸上的表情比去的时候更加难看。

显然，钱没借到。

他走到李芳身边，一屁股坐下，双手插进头发里，痛苦地呻吟着。

李芳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化为一声叹息。

她拿起一个冷馒头，递给他：“先吃点东西吧。”

高健猛地抬起头，一把将馒头打掉。

“吃！吃！吃！就知道吃！儿子都要没命了，还吃得下！”他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低声咆哮。

馒头滚落在地，沾满了灰尘。

李芳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死死地咬着嘴唇，肩膀剧烈地抖动着。

周围的人都向他们投来异样的目光。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心里堵得慌。

十年前，在公交车上，他也是这样，对他老婆大呼小叫。

十年后，他还是这样。

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变。

可是，看着他那副绝望的样子，我又实在恨不起来。

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高总”，他只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父亲。

和我一样。

我们都在为了自己的孩子，拼尽全力。

只不过，他面临的，是比我残酷得多的绝境。

我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下。

林晓轻声问我：“那家人……是不是遇到难处了？”

我“嗯”了一声。

“那孩子……看着好可怜。”林晓的眼圈也红了。

是啊，可怜。

大人之间的恩怨，再怎么说，都是大人的事。

孩子是无辜的。

一个护士走过来，停在高健他们床前，面无表情地说：“13床的家属，你们的费用已经欠了两天了，今天再不交，我们只能按规定给孩子停药了。”

这句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李芳。

她“哇”的一声，放声大哭起来。

“求求你，护士，再宽限我们两天，就两天！我们一定想办法！一定想办法！”她冲过去，抓住护士的白大褂，苦苦哀求。

高健也站了起来，昔日的傲慢荡然无存，他对着护士，深深地鞠了一躬。

“求求你，我们……我们真的在想办法了……”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充满了卑微。

护士见惯了这种场面，只是有些不耐烦地挣开李芳的手。

“规定就是规定，我也没办法。你们赶紧去凑钱吧。”

说完，转身就走。

李芳瘫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高健站在那里，像一尊石像，一动不动。

我看到，他的眼泪，从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声地流着泪。

那一刻，我心里那根扎了十年的刺，好像突然就不疼了。

所有的怨恨，所有的不甘，都在他那滴眼泪面前，变得微不足道。

我站了起来。

林晓拉住我：“陈辉，你要干嘛？”

我拍了拍她的手，低声说：“没事。”

我走到缴费窗口。

“你好，我帮13床续一下费。”

窗口里的收费员看了我一眼：“你是他家属？”

“……朋友。”我撒了个谎。

“交多少？”

“先……先交五千吧。”

我从钱包里，掏出我刚取出来，准备给诺诺交住院费的钱。

那是我这个月店里所有的流动资金。

交完钱，我拿着那张收据，心里有些恍惚。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报复？

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我现在比你有钱，我能帮你，以此来满足我那点可怜的虚荣心？

好像不是。

为了同情？

可他曾经那样羞辱过我。

我好像也没那么圣母。

我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这么做。

当我看到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孩子时，当我看到一个父亲绝望的眼泪时，我所有的个人恩怨，都显得那么渺小和可笑。

我拿着收据，没有直接给他们。

我走回自己的位置，把收据递给林晓。

“老婆，你……你帮我个忙。”我有些难以启齿。

林晓看着手里的收据，愣住了。

“陈辉，你……”

“你别问了，”我打断她，“你就去跟那个大姐说，是医院搞错了，他们的费用已经交过了。千万别说是我。”

林晓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她的眼神里，有惊讶，有不解，但更多的是一种我熟悉的，温柔的理解。

她点点头：“好，我知道了。”

林晓拿着收据，朝李芳走了过去。

我则抱着儿子，转身，假装在看窗外的风景。

我的心，跳得很快。

我听到林晓温和的声音。

“大姐，你别哭了。我刚才去问了，护士说可能是系统搞错了，你们的费用显示已经交过了，你快去确认一下吧。”

李芳的哭声停了。

“什……什么？交过了？不可能啊……”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快去吧，别耽误了孩子用药。”

我能感觉到，两道视线落在了我的背上。

一道，是李芳的。

另一道，是高健的。

我没有回头。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脚步声。

李芳和高健跑向了护士站。

再然后，是李芳不敢相信的、带着喜悦的惊呼。

“真的……真的交了……是谁？是谁帮我们交的？”

护士说：“一个男的，说是你们朋友。”

走廊里，陷入了一片死寂。

我能感觉到，高健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死死地钉在我的后背上。

我抱着儿子，手心全是汗。

我怕他走过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是说“不用谢”？还是说“还记得我吗”？

好像怎么说，都尴尬。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慢慢地朝我走来。

我的身体僵住了。

那脚步声，停在了我的身后。

我没有回头。

身后的人，也没有说话。

我们就这样，一个站着，一个坐着，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被一种沉默而又诡异的气氛包裹着。

“……是你吧？”

终于，一个沙哑到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躲不掉了。

我慢慢地转过身。

高健就站在我面前。

他的眼睛，红得像兔子。

他死死地盯着我，嘴唇哆嗦着，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十年的时光，在我们对视的这一刻，被无限地拉长、折叠。

他脸上的傲慢、轻蔑、不可一世，全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震惊、羞愧、不解，以及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极其复杂的情绪。

“你……还记得我吗？”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问完我就后悔了。

这不是在往他伤口上撒盐吗？

高健的身体，猛地一震。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当然记得。

他怎么可能不记得。

那个被他当众羞辱的年轻人，那辆拥挤的12路公交车，那句刻薄的“穷讲究”。

这一切，恐怕也像一根刺，扎在他的记忆里。

只是，他可能从来没想过，这根刺，会以这样的方式，在今天，扎回来。

“我……”他张了张嘴，喉结上下滚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噗通”一声。

他毫无征兆地，对着我，跪了下去。

我吓了一跳，赶紧往后退了一步，怀里的诺诺被惊醒，哼唧了两声。

“你干什么！快起来！”我急了。

周围的目光，又一次“唰”地聚集过来。

“大哥，谢谢你……谢谢你救我儿子的命……”高健跪在地上，抬起头，眼泪鼻涕流了一脸，“当年的事……是我不对，是我混蛋！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

他一边说，一边开始用力地扇自己的耳光。

“啪！”

“啪！”

每一声，都清脆响亮。

我彻底慌了。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冲过去，想把他拉起来。

“你别这样！快起来！”

他死活不肯起，还在一个劲儿地扇自己。

李芳也跑了过来，抱着他，哭着喊：“高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啊！”

场面一片混乱。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和林晓一起，把他从地上架了起来。

他的脸，已经红肿了。

“有什么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我喘着粗气说。

高健被李芳扶着，低着头，还在不停地抽泣。

“大哥……我……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什么都别说了。”我打断他，“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给我下跪，也不是为了听你道歉。”

他抬起头，不解地看着我。

“那你……是为了什么？”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他病床上的孩子。

我沉默了很久。

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或许，只是因为，在这一刻，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

看到了一个父亲的无助和绝望。

“为了孩子吧。”我轻轻地说，“我们都是当爹的。”

我们都是当爹的。

这六个字，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高健的心上。

他愣住了。

然后，他捂住脸，嚎啕大哭起来。

那哭声，不再是压抑的，而是彻底的释放。

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像一个溺水的人，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周围的人，都静静地看着，没有人再投来异样的目光。

那哭声里，有太多的悔恨、感激、辛酸和无奈。

在医院这个地方，每个人，都能听懂。

那天晚上，诺诺的情况稳定了下来，转到了普通病房。

高健的儿子，小宝，也因为及时的用药，暂时脱离了危险。

我和高健，坐在医院楼下的花坛边，一人点了一根烟。

夜风吹过，带着一丝凉意。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烟雾在昏黄的路灯下，缭绕，散开。

“我那几年……发了点小财。”很久之后，高健掐灭烟头，哑着嗓子，缓缓开口。

他开始讲述他的十年。

96年的时候，他辞了职，下海做建材生意。

赶上了好时候，赚了不少钱。

买了房，换了车，成了别人眼里的“高总”。

人一有钱，就容易飘。

他开始看不起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他的老婆，包括那些还在挤公交车的普通人。

他觉得，他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

那次在公交车上，他之所以那么说，一方面是为了在老婆面前显摆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真的觉得，我的“善意”，是对他的一种冒犯。

“就好像……在提醒我，我老婆还得跟你一样，挤公交车。”他苦笑着说，“我当时就觉得，你那不是好心，是在看我笑话。”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听着。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朋友越来越多，酒局也越来越多。”

“我开始赌博，一开始是小玩，后来……越玩越大，输红了眼。”

“不到两年，我把赚的钱，全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房子卖了，车子也卖了，朋友们都躲着我，像躲瘟神一样。”

“老婆要跟我离婚，我跪下来求她，求她看在孩子的份上……”

“就在这个时候，小宝查出了这个病……”

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但我能从他那双空洞的眼睛里，看到无尽的痛苦和悔恨。

“这两年，为了给孩子治病，我什么活都干。去工地搬过砖，去码头扛过包，给人送过货……只要能挣钱，什么脸面，什么尊严，都不要了。”

“可还是不够……这个病，就是个无底洞。”

“今天……要不是你……”

他说不下去了，又开始哽咽。

“我就是个混蛋，陈辉。”他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当年那么对你，你今天却……我……”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谁这辈子，还没做过几件混账事。”

他愣愣地看着我。

“你……不恨我吗？”

我笑了笑，摇摇头。

“以前恨过。”我说的是实话，“但现在不恨了。”

“为什么？”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因为我也老了吧。”

是啊，老了。

不再是那个会因为一句话就愤怒得发抖的年轻人了。

生活这把刻刀，把我们每个人都雕刻得面目全非。

它磨平了我的棱角，也敲碎了他的傲慢。

我们最终，都变成了低着头，为了生活，为了家人，苦苦挣扎的普通人。

恨，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聊这十年各自的经历，聊生活的艰难，聊为人父母的辛酸。

我们之间，没有了十年前的对立和隔阂。

就像两个在战场上偶遇的老兵，彼此舔舐着伤口，分享着同一支香烟。

第二天，我准备出院。

诺诺已经活蹦乱跳了。

临走前，我去看了一眼小宝。

高健和李芳，正在给他喂粥。

看到我，他们赶紧站了起来。

李芳的眼睛还是红肿的，但脸上，多了一丝血色和希望。

“陈大哥，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高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陈辉，我知道，这点钱，跟你帮我的比，什么都不是……但这是我……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百元大钞，还有一张纸。

纸上，写着一个“欠条”。

上面写着：今欠陈辉人民币五千元整，日后必定奉还。

落款是：高健。

我把欠条拿出来，把钱推了回去。

“钱，我不能要。”我说，“这欠条，我收下了。”

高健急了：“这怎么行……”

“听我说完。”我看着他，很认真地说，“这钱，算我借给你的。等你以后，有能力了，再还给我。”

我顿了顿，继续说：“我不要你的利息。我只要你，好好地活下去，把孩子的病治好。”

高-健看着我，眼圈又红了。

他没有再坚持，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

我留下了我的电话和地址。

“以后有什么难处，可以来找我。我虽然不是什么大老板，但修个电视，换个零件，还是能帮上忙的。”我半开玩笑地说。

高健笑了，那是我们重逢后，他第一次笑。

虽然比哭还难看，但很真实。

“一定。”他说。

我抱着儿子，和林晓一起离开了医院。

走出大门，回头望去，高健和李芳还站在那里，远远地对着我们挥手。

阳光照在他们身上，给他们镀上了一层金边。

我突然觉得，生活虽然操蛋，但有时候，也挺他妈温暖的。

回家的路上，林晓一直没说话。

快到家的时候，她突然开口。

“陈辉，你变了。”

“嗯？”我有些不解。

“以前的你，肯定不会这么做。”她说，“你肯定会觉得，那是他活该。”

我想了想，笑了。

“可能吧。”

“那你现在，为什么……”

“因为，”我看着前方，握紧了方向盘，轻轻地说，“我不想活成他的样子。”

我不想活成十年前，那个刻薄、傲慢、自以为是的高健的样子。

生活给了我一记耳光，也给了他一记。

他没有扛住，倒下了。

我扛住了。

如果我今天选择踩他一脚，那我跟当年的他，又有什么区别？

我花了十年时间，才从那句“穷讲究”的阴影里走出来。

我不想再用另一个十年，去回味报复的快感。

那不值得。

从那以后，高健偶尔会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小宝的病情怎么样了，告诉他又找了份什么工作。

言语之间，不再有任何的抱怨和绝望，多的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平静。

有一次，他带着李芳和小宝，来我的店里。

小宝的病情控制得很好，虽然还在化疗，但精神头不错，还很有礼貌地叫我“陈叔叔”。

高健提着一袋子水果，有些不好意思。

“自己家种的，不值钱，你别嫌弃。”

我收下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递给我。

“这个月，先还你这些。以后每个月，我都会还。”

我没拒绝。

我知道，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还钱。

更是在一点一点地，找回自己的尊严。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开了分店，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高健在一家物流公司，找了份固定的工作，开货车。很辛苦，但收入稳定。

他用了整整五年时间，还清了我的五千块钱。

还钱的那天，他请我吃饭。

还是在医院附近那家小饭馆。

他喝了很多酒，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陈辉，你是我这辈子的贵人。如果没有你，我们一家三口，早就没了。

我说，别这么说。救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是你作为一个父亲，没有放弃。

后来，小宝的病，奇迹般地痊愈了。

医生说，这在医学上，都是个小概率事件。

我知道，那是因为，他有一个不肯认输的爹。

又过了几年，高健用他开货车攒下的钱，加上跟亲戚借的，自己买了一辆小货车，开始自己跑运输。

他很能吃苦，人也变得实在、谦和，生意越做越好。

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

有时候，我们会约在一起，喝点小酒，吹吹牛逼。

我们再也没有提过十年前那辆12路公交车。

但我们都知道，那件事，像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两个本该毫无交集的人，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它改变了我，也改变了他。

它让我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把别人踩在脚下，而是有能力，在别人跌倒的时候，拉他一把。

它也让他明白，人这一辈子，风水轮流转，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如今，我儿子陈诺已经上了大学。

高健的儿子小宝，也成了一个健康帅气的小伙子，成绩优异。

我的“辉煌电器”，已经成了这个城市小有名气的连锁店。

高健的运输队，也从一辆车，发展到了十几辆车。

我们都成了自己曾经想要成为，或者从未想过能成为的人。

偶尔，我还是会坐上12路公交车。

车子已经换成了崭新的空调大巴，车里干净又宽敞。

看着窗外飞速变化的城市，我常常会想起1996年的那个夏天。

想起那个满身傲慢的男人，和那个满心愤怒的自己。

然后，我会笑出来。

我知道，那个故事，已经结束了。

而一个新的故事，早已开始。

这个故事里，没有恨，只有生活本身。